高学兰偷偷在家养了300多只鸡,被公社书记发现了。
陈坪公社书记趁兰州市西固区区委书记下乡拔麦子歇晌时,报告了“敌情”:“我们东湾村出了个‘资本主义土围子’,女社员高学兰说有病,不参加集体劳动,却在家里养鸡!”区领导怒了:“这怎么行?一定要把滑到邪路上的阶级兄弟拉回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1980年6月5日,《甘肃日报》头版发表《高学兰养鸡对不对?》一文,并配发社论进行大讨论,一场关于鸡的讨论变成一场“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大辩论。
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跑到高学兰家实地调查,摸清农民的难处后,撰文支持高学兰,赞其是农业现代化的新探索,“几亿农民,一人一张嘴,一天三顿饭,不能再打肿脸充胖子了!”
类似讨论频见报端,《人民日报》连发21篇文章,争论广东农民承包的一口鱼塘和几名雇工,《经济日报》持续40天讨论关广梅能不能租店做生意。
所有的争论其实都是“左”、“右”之争
那是一个打破坚冰、人性觉醒、思想启蒙的时代。
“文革”结束,中国从专制主义的桎梏和集体主义的狂躁中解放出来,迎来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集体与个人、主义与问题、主流与禁忌,专制与自由,愚民与启蒙,保守与改革,计划与市场,功利与理想,荒谬与真实,矛盾交织,冲突激荡。
那是一个充斥着“光荣与梦想”、“读书无禁区”的黄金年代,当时有三热:读书热、哲学热、理论热,中国青年热情拥抱萨特、尼采、弗洛伊德、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卡夫卡、福科,亲吻《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围城》、《美的历程》、《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外国古典名著从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人们流连于文化沙龙,热衷于辩论,人人意气风发,都在思索中国将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
八十年代的青年“精神导师”李泽厚事后回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以文化代替政治,大家带着很大的激情讨论‘文化问题’,关注指向的其实是改革等各方面的话题……”
八十年代思想界,发生了许多大事件,充斥各种争论、冲突和批判,其中涉及对“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派文学”的评价,对“异化”、“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等理论和创作问题的看法。1981年对电影《苦恋》、中篇小说《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和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的批判,1983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对“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以及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
1998年,《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和记者凌志军在《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中描述了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1992年冲破姓“社”姓“资”、1997年破除姓“公”姓“私”背后的激烈思想交锋内幕。
而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看来,八十年代思想交锋的标志是三次大讨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三个争论表面上分别是对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却是政治争论,争论的形态基本是“左”、“右”之争。
卢跃刚认为:这种思想解放与交锋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这是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新闻界的社会坐标。新闻媒体作为“公器”,正是始于1980年。
不争论,赶紧干。
“你是谁?”
“我是人。”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中写道。在八十年代,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成为最大的文艺思潮。
然而政治立场依然是主角,“左”的束缚依然存在。邓丽君长期被禁;苏小明唱《军港之夜》被斥责;李谷一唱《乡恋》,结果被点名批判,有人称其是“李丽君”,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的罪人”,有人甚至揪住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这样的细节不放,有人定论:“《乡恋》这首歌曲的争论,实际是文艺战线‘凡是’派和改革派的争论”。
当时,流行歌曲一反以往主旋律歌曲的“高、响、硬、亮”,变得“低、慢、弱、软”,但是唱流行歌、玩摇滚乐、跳现代舞,都被认定是资产阶级文化。
八十年代,中国科幻写作陷入低谷,有人归结原因是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作品被定义为“精神污染”。《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一场科幻小说到底姓“科”还是姓“文”的大讨论,把一场学术争论变成政治争论,科幻小说被抹黑成“政治毒草”,元气大伤。
在“姓资”还是“姓社”、“向左”还是“向右”的混战中,邓小平说了一句硬话:“不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这句“不争论”放到当下,其实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猫论”、“摸论”、“不争论”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三大经典语录,此外,他还说了一句:改革开放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头脑灵活的天津大邱庄支部书记禹作敏在向外介绍经验时,顺势就编了句顺口溜:“抬头向前(社会主义)看,低头向钱(经济效益)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1989年,中国失去了一名诗人。
3月26日下午,在山海关至龙家营的一段慢行铁轨上,海子卧轨自杀了。铁轨旁,摆放着他随身携带的四本书:《圣经》、《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
那一年,海子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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