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并不赞成把“八十年代文学”过分理想化。“在当时‘少年维特精神’氛围的营造下，八十年代文学有着非常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思想气象。”程光炜说，“那个年代文学精彩，不在于他们比其它年代的文学写得好，而在于其中开放的思想视野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以及鼓励创新和探索的时代氛围。”

至于为何要编写《重返八十年代》一书，他表示：“与一些怀念八十年代的书不同，我们的‘重返’是从学理的层面上清理八十年代文学中的一些问题。当然，这种清理，也包括了对我们这代人知识结构、思想资源的清理与反思。”

三十年过去了，程光炜觉得当下文学界的成就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样糟糕。近一个月来，他参加了不少最新出版的文学作品的研讨会，认为不少小说都是直面当下的重要作品。”

重拾爱与信仰

八十年代，属于程光炜个人启示录的是那本《社会契约论》，“这本书告诉我‘人生来是平等的’这个概念。而在我最初成长的十七年中，人生的平等观念、个人存在的价值，恰恰是被否定的。”

程光炜重新感受到那个时代失落已久的“个人价值”而激动不已。同样，在他看来，“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从1976年起至今）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文学由政党文学变成了人的文学。他在一场演讲中提及：“就是把人请到文学里去了。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主人公们至少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爱有恨，有痛苦和幸福。这是新时期文学作品吸引人的原因。”

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关心人内心的喜怒哀乐以及具体化的社会经验。从这点出发，程光炜拿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举例，“主人公林震解放以后到了组织部这么一个严肃、让人尊敬的机构，却发现组织部的人都很懒散，革命意志都丧失了，他非常失望。”程光炜赞赏王蒙是一个“关注时代大问题” 的作家，他评价道，“小说揭示的是怎么建立个人和革命组织之间的平衡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点的问题。小说未必是好小说，但是揭示的问题非常大。”

在打动程光炜的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中，有一些作品故事简单，却描摹出了时代的渴望。比如被称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家张洁写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故事写了一个母亲，20多年来一直单相思爱着一个老干部，老干部去世的时候，母亲让女儿给她做了块黑纱戴在袖子上，女儿很不理解。“这本小说，当时大伙看了都很激动，因为小说的主题是爱和信仰，这是大家生活中缺乏的东西。”程光炜对小说里一个细节印象非常深刻。“母女之间炉边对话，讨论爱的价值。母亲说，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是因为爱而活着。为什么我的生活有意义？因为我暗恋着他。”

“从‘文革’这样一个毁灭爱、毁灭信任感的时代里走过来，人们打心底渴望着重新体验那些曾经失落的感受和精神。”在程光炜眼里，这就是八十年代文学至今仍然让人激动的原因。

知识分子意识成为这十年小说和文学批评的“主体”

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大兴西学热，当时的青年程光炜也难以避免。他读了北京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的几套西方理论丛书，如《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走向未来丛书》等等。跟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文革”后的他有一种强烈的“补课愿望”，拼着命想通过阅读去填补深不见底的求知欲。

在程光炜看来，凸显在八十年代小说和文学批评中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意识”，尤其是那些遭受过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从李泽厚的“三论”、刘再复的“主体论”、鲁枢元的“向内转”、到“人道主义讨论”、“朦胧诗论争”、“文学自主性”和“文化热”讨论，再看看王蒙、刘心武、张洁、张贤亮、丛维熙、韩少功、阿城、王安忆、马原和余华等人的小说，“就会一目了然。知识分子意识成为这十年小说和文学批评的‘主体’”。

翻阅当代文学史，程光炜发现，大多数作家都不再直面八十年代的社会，除却一些报告文学作品，那个年代极其丰富多样和充满灵性的生活，很少在小说等叙事类文学作品中留下切实的记录。

“先锋文学以‘脱历史’的文学口号为掩护，对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视而不见。在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轨道的交岔口上，‘文学’与‘社会’分道扬镳。” 出于对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生活经验和感受的强调，程光炜对曾风靡一时的先锋小说提出了批评。他感慨：“搜索一下1985年到1988年之间的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大震荡中的城市贫民、失地农民等历史小人物基本在文学作品中缺席，这些小说也没有正面描写当时中国社会已经非常复杂和艰难的社会改革。”

直面八十年代历史小人物的文学

在程光炜眼里，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能真切反映生活的“经验”与“感受”的，是被忽略的作家路遥。“路遥在八十年代初有过较大影响，但随着先锋文学的兴起，他迅速被边缘化了。但这不表明他不重要”。大概从2007年开始，路遥进入程光炜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视野，2011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1月至11月，媒体连续追踪12名深圳富士康公司年轻打工者的“跳楼事件”，一时间震惊海内外。这一事件让程光炜觉得，再读作家路遥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正当其时。他认为路遥的这本小说，能够契合当下的社会问题：二十年前高加林逃离乡村奔赴城市、追求理想和重建人生的时代意义，难道即将在“富士康式”的历史框架中失效？

此外，程光炜偏爱一些让他觉得能够做到“充分尊重农民本身的生活感受”的农村题材小说。他曾“非常私人化和偏心”地阅读铁凝的《哦，香草》。这本书让他看到了曾为知青的那个自己。程光炜觉得，它好像不是小说，而是十七岁时的他背着父母准备的行囊下乡插队时最初看到的世界。他在小说中看到的“农村”是本真的，未加文学修饰的。他仿佛和小说中的香草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并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有过的经济境况和人生处境。

他尝试以当年知青的名义再次走进香雪的故事：台儿沟的姑娘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饭，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美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这些年来，程光炜更愿意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看上世纪80年代文学作品中人物所嵌入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市场经济大潮尚未全面铺开，但他清楚地看到了“去城里打工的农村女孩香雪”的故事中所隐含的“劳动、金钱、资本和购买力等赤裸裸的交换本质”。

书摘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对萨特、加缪这样的作家无疑有一种亲近感，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介入文学”的主张和实践。“文革”后，主流文学界着力提倡、恢复的，是在“十七年”和“文革”中受到压抑的文学的启蒙、干预功能。那时，“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意识也已经在涌动，但支配大多数作家的，还是那种社会承担的意识。在这一点上，加缪这样的作家更有可能受到钦慕。他是一位置身于社会斗争、人间疾苦的作家，他的写作与关系人类命运的事件不可分离。

——摘自《“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作者 洪子诚

《废都》的鬼魅叙事，恰恰是80年代文学传统合乎逻辑的伸延。在余华、莫言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里，锋刃抵骨、血气淋漓，混沌中一样人鬼难辨……“鬼魅叙事”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对抗、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述成规，以及其所推重的正气、崇高、雄浑的革命美学。

——摘自《“人”与“鬼”的纠葛》作者 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