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杠拌嘴皆世态，饭桌“嘬”出人间情。转眼间，《我爱我家》已经为我们抖了22年的“包袱”。

1994年，这部中国首部情景喜剧首播。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喜剧还可以这样演：台上演员飙台词“包袱”不断，台下观众正襟危坐，笑声不停。但笑归笑，透过电视机屏幕，你却看不到观众的笑脸。

对喜剧来说，“包袱”多不是难事儿，扔得“稳准狠”却不容易。但《我爱我家》做到了：它扔出最具市民气息的“俏皮台词包袱”，在准确击中观众笑点、社会热点和时代痛点后，狠狠地为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情书写留下了一笔。

“《我爱我家》只会出生在90年代，也只能出生在90年代。”《我爱我家》导演英达说。

“东西是好东西，但要看怎样才能更本土化。”

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英达去现场看过家庭情景喜剧《考斯比秀》。回国后，他决定把这种喜剧方式移植到中国。他向父亲英若诚请教，英若诚的意思是，“东西是好东西，但要看怎样才能更本土化”。

于是他找来王朔，“我爱我家”的剧名正是王朔拍板决定的。后来王朔因故无法参与编剧工作筹备，就向英达推荐了梁左，梁左就此成为这部剧的文学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梁左是英达的师兄，此前他专心于相声创作，出过《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佳作。“给丫关起来，搞不好就弄出一《红楼梦》，最损也是一《飘》。”王朔当时这样评价梁左。

正如曹禺之于焦菊隐，英达找到了自己的曹禺，那就是梁左。不过情景喜剧这么个舶来品，梁左也是头一遭接触。英达给梁左看《考斯比秀》，并提出安排观众坐在台下，且观众的笑声必须贯穿在每个情节中。其实早在《编辑部的故事》拍摄时期，该剧编剧之一王朔就和英达商量过，是否可以在剧中加入观众笑声，不过后来因为没有现场操作经验作罢。英达憋着一股劲，想把这种纯情景喜剧的表现方式在导演处女作中展示出来。

因为是家庭戏，家庭成员的角色设置非常关键。英达和梁左对于人物设置有过不同意见。按英达的设想，退休老干部老傅家中有一个大女儿、一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大女儿招了个倒插门的南方女婿进家门。但梁左认为应该把大女儿换成儿媳，儿媳住在婆家才合情合理，儿媳和公公之间有些话说了不合适，不说也不合适，一说就容易说坏。最终按照梁左的意见，老傅的儿媳和平住进公公家，却依然改不了“旧社会艺人习气”，剧中的许多包袱就由此而来。

确定了角色，就得选演员。《我爱我家》剧组应该算是那个年代最光明正大的“裙带”剧组：和平的饰演者宋丹丹是英达当时的妻子；大儿子贾志国的饰演者杨立新是宋丹丹在北京人艺的同事；小儿子贾志新由梁左的弟弟梁天饰演，这个角色也是为梁天量身定制的；女儿贾小凡由赵明明饰演，她当时是英达堂弟英宁的妻子，而英宁是本剧的制片主任；在剧中后80集出现的邻居“老胡”由英若诚饰演。此外，英达的堂弟英壮作为编剧之一，曾塑造出《不速之客》一集中“一不偷二不抢，不反对人民不反对党”的“二混子”纪春生（葛优饰）。

“那个爷爷就和我爷爷一样嘛，那些事儿在我家都发生过啊。”

一个六口之家就这样开始了在杨柳北里18号楼202房的90年代生活。英达说，“家迷”（《我爱我家》影迷）对这部剧的厚爱，得益于人物和情节设置得特别生活化，“特别真实，给人亲近感。很多人说，那个爷爷就和我爷爷一样嘛，那些事儿在我家都发生过啊”。

老傅（文兴宇饰）身上集中了“少时争当红小鬼，改开之后老革命”的那类老人的特点。他自豪于自个儿的出身和经历，“我是谁啊，能文能武，又红又专，亦工亦农，亦兵亦官，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整天梦想着流动红旗和“健康老人”称号，张口闭口马列毛，又是个正经八百的“马后炮”（口头禅“我早就说过！”）；他冷不丁也来点冷幽默。大儿子精神出轨给其他女人写情诗时，他痛心疾首，“文字的东西怎么可以落到别人手里嘛”，但同时又经不起亲家母的捧词儿，“您是谁啊？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这是一个爱唱高调的“傅局长”，也是一个爱和家人抢东西吃的傅明老人。

大儿子贾志国自诩知识分子，一向瞧不起京韵大鼓艺人出身的妻子和平；偶尔精神出次轨，免不了被岳母大骂“那有人养没人管缺家规少调教千人恨万人骂缺了德的陈世美黑了心的贾志国”；他在单位唯唯诺诺小心行事，一次醉酒后高呼“再也不能这样活”，但清醒片刻又回归书生意气，且能在升职演讲前在家人面前排练数十遍。贾志国代表了90年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娶妻生子，事业小有所成，在机关端着铁饭碗力求晋升，但有时也会羡慕那些下海经商的朋友；他们偶尔会给陌生女青年递张纸条写首诗什么的，却也并不否认“诱惑来临时，经不住考验是所有男同志天生的弱点”。

剧中最敞亮的台词由儿媳和平和小儿子贾志新包办。宋丹丹在当时凭小品《超生游击队》红遍全国，而梁天也在《顽主》《海马歌舞厅》等影视剧中崭露头角。一个是浑身旧社会艺人“细菌”的“和平女侠”，一个是混吃骗喝“家里蹲”的“宇宙公司贾总”，彼此在剧中的插科打诨，勾勒出90年代社会的两个特殊群体：曲艺演员成天没事干，偶尔“走穴捞一笔”，幻想“整容美一把”，只要得闲就双脚盘起坐沙发，一言不合便“死去活来”玩失忆；社会青年整日家里蹲，不时鼓捣“盘条生意”，最爱外出“蹭吃蹭喝”，平日里大睡到天光光，全天候往家里带姑娘。

用老傅的话说，女儿贾小凡是个“崇拜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的中文系女青年，既懂“阿菲理同与阿斯达黛”的波斯爱情故事，也崇拜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革命先知；孙女贾圆圆（关凌饰）人小鬼大，成绩不错却常因顽皮被老师叫家长，疯狂迷恋“阿荣”张国荣的同时，也常感叹“爱情不分老少，人生没有单行道”；此外还有一个外地小保姆小张（沈畅饰），满口四川话，一腔少女情，与贾家二少志新共赴海南后还暗生情愫，“我是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都说这部剧台词好，其实是人物刻画得生动深刻，但如果没有靠谱的情节，人物怎么也兜不住啊。”导演英达说。

正因为熟悉才会喜欢，正因为真实才会逗乐。

“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人工流产大家谈，少女失身面面观；性变态，同性恋，小蜜为何傍大款；留守男士和女士，单身贵族生活圈；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少管所里的少年犯……”

这段话出自贾小凡，当时她正向老傅介绍学校的论文都有哪些主题。老傅没等听完便嚷道：“那你还是来第三者吧！”

这段描述，似乎在往后的任何年代都能找到原型。《我爱我家》就此为90年代乃至此后的数十年时间，留下了一个可供观察的社会样本。

在这部剧中，你可以窥见“官倒改革双轨制、改制走穴练气功”的时代特征，也可以见识“大款小蜜打工妹、宅男剩女二混子”这些特定群体。农民工讨薪未遂造就无奈、可笑的“双鬼拍门”；初恋情人求“走后门”，考验老同志“原则问题”；包办婚姻酿成大错到底“谁比谁傻”；插队知青的青涩记忆埋藏在“那遥远的地方”；香港回归了，全家人惦记着彩票中奖后去“资主花世”（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游一遭；全民下海了，夫妻二人入股水果买卖，要到自由市场“赚一笔”；精简机构了，单位同事大闹领导住宅；老宅拆迁了，一家老小急求左右邻里……

英达说，正因为熟悉才会喜欢，正因为真实才会逗乐。

看完《我爱我家》，也就看尽了90年代的社会风俗与家庭风气，也就看懂了人情社会中的国家变迁与社会转型。当然，你肯定能笑着看完。

专访英达

90年代是喜剧最好的年代

《新周刊》：你曾出演《围城》中的赵辛楣，此后又作为导演塑造了贾志国这个角色。从30年代的知识分子到90年代的知识分子，你觉得两者有何不同？

英达：赵辛楣这个角色是照着钱锺书原著去揣摩的。他们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有点儿迂，但十分正直。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事情，可能搁在这个年代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贾志国属于那种胆小怕事儿的知识分子，他就几乎没有拍案而起过。像《再也不能这样活》那一集，虽然其他同学成书法绘画大家了，也都赚钱了，对他刺激很大，但他在发作了一小会儿之后还得回到回来的状态。这也是迂，比较窝囊，但他没办法，他坐机关呢。

《新周刊》：陈佩斯说，喜剧是超理性的一种艺术创作，好的喜剧都有悲的内核。你认同吗？

英达：很多好的喜剧都是笑中带泪的，这就好比吃东西，小孩儿都喜欢吃甜的，再长大一点他可能觉得掺点酸的味道更佳，越长大口味也越复杂。

但我认为喜剧不用强求去悲。其实喜剧只有一件事需要强求，那就是必须让人乐。

《新周刊》：据说《我爱我家》刚播出的时候，有不少老同志极力反对？

英达：是。当时主要是对剧中傅明老人的一些行为争议较大，有人觉得这是变相讽刺攻击老同志。好在我们这部剧的顾问是王光英，那不得了，那是国家领导人啊。他看了以后反而乐得不行，反问其他人：“这样演有什么不行的？”《我爱我家》就这样被保护了下来。

《新周刊》：有人评价《我爱我家》是一群骨子里精英的人在响应和引领90年代大众文化的产物。对此你怎么看？

英达：基本上没错，只有我不是精英。（笑）王朔当时给我们所有人指明了方向，我们顺着那个方向往下走就行了。

像王朔、梁左、宋丹丹、梁天、文兴宇，包括作曲关峡，这些人都是各自行当里面的尖子，都是精英。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他们。一句话概括：一帮聪明人碰一块儿了。

《新周刊》：贾志新这个人物，“看上去邪乎但骨子里正得很”，浑身是毛病，但大家都喜欢。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不是有受王朔小说影响？可不可以说也是呼应了王蒙所说的“躲避崇高”？

英达：我评价过王朔小说的主题，“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具体到贾志新这个人物，我们当时还真没打算把他往高了拔。

说实话，梁天那长相演不灵正面形象。演崇高你演不了啊，好几次我们都想把这个人物拔一拔，后来让他一演就又给演回去了。我们当时倒没考虑什么躲不躲避崇高，反正把这个赖家里不干活的小青年塑造好就行。

《新周刊》：不少“家迷”认为，《我爱我家》是一部将通俗和深度融合到极致的作品。

英达：深度？有是有，但只是在通俗和逗乐的过程中顺便完成的。其实这并不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剧。我父亲刚来剧组时觉得这种情景喜剧特别有趣，里面有很多新鲜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是先做到通俗再顺便完成了深度。

有时候我觉得拍戏和做事儿一样，不能往一个方向走到底。有时候你变个方向试试可能效果会更佳。有一集，和平在那自夸，说志国当初热烈追求她。台词如果一直往“当时你把我追的啊，满大街跑，满大街躲”上面说，也无趣啊。后来我们就想了一辙，加了句台词：“当时你把我追的啊，满大街跑，就那样，我都还不怎么爱理你。”“都不怎么爱理你”，可结果还是理了呀，这下观众就都乐了。

《新周刊》： 《我爱我家》之后你也拍了很多情景喜剧，比如《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等，也都获得了成功，但似乎口碑和影响力都无法与《我爱我家》相比。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英达：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之前很多人都问过我。创作本身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和画画不同。画画的话，你一个人拿笔创作出来就可以了。电视剧的影响和复杂性远大于画画，是一群人合力的结果。

所以我可能会说，是因为团队问题、合作问题，等等。我后来也尝试过把当初的一些合作者重新聚起来做一个剧，想把原来那些有趣的、成功的经验找回来，可是效果还是没《我爱我家》这么好。

后来我就说，《我爱我家》是梁左的戏，这部戏全靠他撑了起来。梁左去世，我们也就不可能再创作出《我爱我家》这样水平的作品。

但其实这种说法还是经不起推敲。《我爱我家》之后我和梁左还合作过好几部戏啊，这怎么解释呢？思前想后，我觉得还是时代的原因吧。喜剧向来难为，也许《我爱我家》就适合在90年代诞生吧，恐怕它也只能在90年代诞生。

《新周刊》：你怀念90年代吗？

英达：我非常怀念90年代。90年代对于情景喜剧和我个人而言，都是最好的年代。

那个年代咱是穷，就像贾志国在剧中说的那样，“咱家这样的情况就不错了，在旧社会也算是大地主家了”。大伙儿都把自个儿位置摆得很低，这样才有空间和环境去做喜剧。

如果今天的环境还像90年代那样宽松，给我一个和《我爱我家》一样好的本子，我可能还能拍出这样的作品来。但一切都没有假设。我敢说《我爱我家》如果搁今天这个时代创作，一出来光是喷子就能让你栽倒在地。

现今国家富强了，大家伙儿都有钱了，于是心气都高了，觉得我们这么强大，这么有钱，你搞部几个穷鬼小老百姓在那儿穷开心的情景喜剧，谁稀罕啊？！在这种心态下要创造出一部出色的喜剧，实在是太难了。

我怀念90年代，那个年代大家也都忙着赚钱，但毕竟没后来那么疯狂。90年代还有像贾志新、和平这类人蹲屋里聊大天儿的，互相打趣，这才是精彩的语言和市民文化。搁现在的话，都没人稀罕那些拌嘴和耍贫了。

《新周刊》：你觉得90年代和之前的80年代，以及之后的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英达：我记得王朔在《千万别把我当人》里写过一句话，“有个不知憋着什么邪火儿的小子在人圈中跳着脚地骂”，“不知憋着什么邪火儿”这个说法特别有趣。我觉得80年代就是那样一个大家都不知憋着什么邪火儿的年代，之前都还绷着呢，突然就给你松绑了，这也导致很多行为和思想都特极端。80年代象征着一种突然爆发、到处发泄的状态。

到了90年代，那些个邪火儿也都发泄完了，于是也都成熟了。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大家在90年代终于可以心平气静地笑一笑，这才是最重要的。90年代对喜剧来说是最好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爱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