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瘫”突然流行，《我爱我家》中葛优饰演的纪春生成了“北京瘫”的最佳代言人。剧照中，葛优穿着花T恤，半坐半躺地堆在沙发里，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塑造了傅明、贾志国、和平、贾志新、贾圆圆等经典角色的《我爱我家》首播于1993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部经典情景喜剧总会因各种网络话题被反复提及，电视剧中的经典桥段也成了段子手们的心头好。

90年代就是平民文化的起点。

上世纪90年代是国产电视剧的黄金期，当时拍摄的很多电视剧至今仍被奉为经典。那十年，电视剧取代了图书、电影，成为受众最广的文化载体。

90年代就是平民文化的起点。在那之前，国内的文化领域被官方的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所统治，普通老百姓无法掌握应有的话语权。进入90年代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老百姓的平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不再迷信权威，而是企图以自己的方式，享受应有的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利。

电视是他们选择的文化狂欢的载体。90年代，彩色电视机在国内开始普及，有线电视信号覆盖率也快速增长。有数据显示，1990年国内有469座电视塔；到了《我爱我家》播出的1993年，电视塔数量已经增加到684座，电视人口覆盖率由77.9%增长到82.3%，电视机数量也由16593万台快速增长至25563万台。每天下班后，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电视成了城镇居民的生活常态。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很快渗透到广播电视领域。在所有电视节目类型中，电视剧的创新和改革是最早，也是最显著的。

七八十年代，国内已经创作出《西游记》《红楼梦》《四世同堂》这类在质量上有说服力的作品。但电视剧的类型很单调，主要以经典名著改编和舆论宣传题材为主，每年产量不到千集，远远无法满足电视观众的需求。

1990年，电视剧《渴望》播出，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该剧播出时万人空巷，收视率直逼《新闻联播》，凯丽饰演的刘慧芳的命运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以戏剧批评的角度来看，《渴望》的艺术性并不高，在剧本设置和拍摄技术上存在很多局限；而刘慧芳的人物塑造过于完美，多舛的命运也显得有些刻意。这样一部今天看来有些拖沓、矫情的电视剧，当年却创造了很多纪录：它是“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第一次采用多机拍摄、现场切换、同期录音的制作方法。和80年代那些名著改编剧不同，《渴望》是彻头彻尾的通俗剧，是反知识分子化甚至反艺术化的。它以普通城市居民为主角，从剧情设置到对白都努力贴近生活，观众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因而感到亲切，对剧中人物有同理心。

《渴望》导演鲁晓威曾说：“如果说，《渴望》的尝试还有所收获，我们就可以郑重地宣布，电视剧艺术在中国大陆已到了成熟的年龄，它可自立于艺术之林之上，不必跟在其他艺术门类后面爬行了，它可以有自己的姓氏了。”

编剧李晓明更是毫不避讳业内对于这部电视剧过于通俗化的批评：“国产电视剧有一个特点：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最具娱乐功能的电视剧，却倚仗不受经济规律制约，至今还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框框里我行我素。”

《渴望》为国产电视剧打开了一道通俗化的大门，也让正处于转型、转制期的中国电视人看到了电视剧市场化的潜力。1990年之后，国产电视剧的创作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当电视剧开始真正面向市场，它媚俗的一面更为凸显。

《渴望》在通俗剧创作上取得了开门红，此后，越来越多电视剧创作者把目光投向这一领域。平民文化的兴起已是大势所趋，曾不屑于电视剧创作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关注电视领域。包括王朔、马未都、梁左、英达等在内的一批作家、电影创作者，开始做起了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

1991年，由王朔、马未都、冯小刚等人编剧，金炎和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热播。和《渴望》相比，这部电视剧找到了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之间微妙的平衡点。

《编辑部的故事》是当时的中国人最不擅长的喜剧类型，它以六位编辑为主角，贯穿起所有故事线，各种取材于现实社会的鲜活故事穿插其中，张国立、濮存昕、李玲玉等影视明星常常作为客串出场，整部电视剧呈现出当时的影视作品少有的松弛状态。

80年代，王朔以《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猛》等小说成为新一代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对白特色鲜明，有着京城世俗生活特有的幽默。这种语言气质同样体现在他参与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中，使之成为京派电视剧的代表作。从那之后，一批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的电视剧扎堆出现，虽然毁誉参半，但不可小觑。

除了提升了通俗剧的制作水平，《编辑部的故事》也开创了国内电视剧制片的新模式。在那之前，电视剧的制作和播出不容分割，电视台自制基本是当时电视剧创作的唯一模式。但《编辑部的故事》采用了企业赞助的融资模式，并效仿国外电视剧，在剧中植入广告，播出时又将广告与电视剧捆绑播出。这种首开先河的创作和播出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接连两部现象级电视剧的成功，加速了国内电视剧的制播分离。当时电视节目普遍模式化，电视剧凭借丰厚的商业价值，成为最先实现市场化的电视节目类型。1992年，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高价购买了40集电视剧《爱你没商量》的播放版权，虽然最终播出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这种电视公司独立制作、电视台购买版权的方式却被业内所接受。

1993年是90年代电视剧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播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前者学习、借鉴了美国情景剧的创作方式，却又与国内的社会生活状况做了完美嫁接，引领了此后长达10年的情景喜剧创作高潮；而《北京人在纽约》在开拍之初就有着明确的商业诉求，创作者敏锐地观察到90年代初开始的“出国潮”，讲述了一个中国人在纽约奋斗的时代故事。

当电视剧开始真正面向市场，它媚俗的一面更为凸显。和今天更彻底的市场化相比，90年代的市场化受政策和国家调控的影响更大。而当时对于高雅与低俗、艺术性和大众性的争论尤为激烈。在一片争论声中，官方、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找到了相同的趣味——古装剧。《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拍摄于90年代的长篇连续剧后来成为暑假必播节目。

据统计，1978年到1987年这十年间中国电视剧总产量为5875集，而1995年之后，电视剧年产量基本都在6000集以上，2000年甚至突破了万集大关。然而，电视剧的拍摄速度依然赶不上当时电视塔和电视机的增长速度。各个电视台不得不购买大量进口电视剧版权，以填补空缺。这就是我们当时能在电视上看到《神探亨特》《特警队》《X档案》等欧美电视剧，以及郑少秋、赵雅芝等港台明星能在大陆走红的原因。

在这轮进口片浪潮中，琼瑶的言情剧、台湾偶像剧和香港金庸热反响最大。受港台影响，大陆制作了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同时也开启了张纪中改编金庸武侠片的漫漫长路。

千禧年来临之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先后制作完成。至此，中国四大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全部完成，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开始通过电视剧学习四大名著。

上世纪国内电视剧市场的最后一件大事是《还珠格格》的播出，这部琼瑶编剧的电视剧制造了大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偶像——赵薇。当时出演《还珠格格》的所有主角和配角，包括嬷嬷和太监在内，都多多少少火了一把。

涉及舆论导向，和电视剧的“大跃进”相比，新闻和综艺类节目的改革相对滞后。

新闻类节目的改革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1992年之后，中国新闻事业的核心要求由“舆论一律”转向“弘扬主旋律”，新闻报道的多样性有了存在的可能。90年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在中国新闻从业者中备受推崇，中央电视台凭借平台优势，先后推出了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方法论的《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水均益、白岩松、张泉灵等一批具备新闻评论能力的节目主持人都是从这两档节目中走出来的。

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新闻类节目，《东方时空》的另一个贡献是开辟了电视节目制片人制度。节目以制片人为中心研发、制作和播出，各个栏目之间独立存在且形成竞争关系，这正是当时亟待市场化的电视媒体所迫切需要的新模式。《东方时空》之后，中央电视台自制的《经济半小时》《正大综艺》《半边天》等节目都先后实行了制片人制，这一制度也逐渐被各个地方台所采纳，如今已成为电视节目的常态模式。

在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宋丹丹和崔永元表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成为经典。小品照搬了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话》节目形式，崔永元作为主持人，采访白云、黑土这对农村老夫妇。

小品开场，崔永元的出现博得阵阵掌声，足见当年《实话实说》节目之火爆。作为一档脱口秀节目，《实话实说》真正具备了新闻报道的平民意识。在节目现场，崔永元与嘉宾围坐在演播厅，大家就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展开议论，议题有大有小，但都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听腻了说教、刻板的新闻播报的观众来说，《实话实说》的脱口秀模式更具观赏性。

当电视从舆论宣传媒介变成大众的消遣工具，电视节目的娱乐性就越发重要。90年代末，以《快乐大本营》为首的综艺节目开始受到观众的欢迎，这些节目都以外国综艺节目为蓝本，进行了一定的本土化改革。观众抱着猎奇心理，围观影视剧、MV之外的明星，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得到了茶余饭后的八卦话题。

随着电视节目制作技术的完善，90年代的电视直播像今天的网络直播一样，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节目类型。上世纪末，中国的一系列大事件也迫使中国电视人的直播能力急速提升。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奥、1997年香港回归、长江三峡截流、黄河小浪底工程、1999年建国50周年阅兵、澳门回归，经历了这一系列大事件，直播几乎成了中国电视的常态节目。

90年代是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期，知识精英的阅读时代已经远去，真正属于大众的互联网时代尚未来临。阅读时代与互联网时代都属于个体，唯有电视时代，它属于家庭，属于真正的交流和分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偶尔会怀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