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一本叫作《新周刊》的杂志在广州诞生。

创刊号叫第零期，而不是第一期，封面标题是“中国可以说不”，封面用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合照。当时杂志社驻北京的负责人冯博拿到创刊号后给人看，众人都惊呼：“这是杂志吗？”

冯博是当时的《新周刊》主编封新城在兰州大学的同学。1996年7月的一天，封新城给冯博打电话，说：“办个杂志，你参与吧。”至于要做一本什么样的杂志，用封新城的话来说，就是一点《时代》、一点《人物》、一点《新闻周刊》，都糅在一起。

那些惊呼这本创刊号不像杂志的人，一来是因为它有着和当时的主流媒体截然不同的视觉表现——8开的大开本，纸张采用新闻纸，从图片到版式都令人耳目一新；二来，它的选题、报道方式、标题乃至文体，也和其他媒体不一样，通俗地说，就是“说人话”。

新视角、新概念、新表现，“我们所有的努力，就为了新一点”，封新城在创刊辞中这样写道。这既是对杂志的追求，也是对读者的承诺。从此，这本杂志开始了它对急剧变革的“新新中国”的社会世相、人情心态、时尚新知、生活方式的长期关注。“为中国记事， 为人民表情， 为时代立言。”（封新城语）

我们有备而来。

从“我们所有的努力， 就为了新一点”到“观点供应商”和“时代前沿观察家”，《新周刊》 以“新锐”为旗帜，为演进中的“新新中国”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气质。——封新城

正如《新周刊》前总主笔肖锋所说，《新周刊》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一个千年未遇之变局。“问题像蚂蚁搬家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传媒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人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他们300年的历程。按这个说法，我们处于一个压缩饼干式的社会之中，那么多问题等待解决，那么多情绪需要呐喊。每当这个时候，《新周刊》就蹦了出来。”

迄今为止的470多期《新周刊》，封面标题用得最多的字眼是“中国”：《中国不踢球》（1997年号外）、《感动中国》（第59期）、《中国缺什么？》（第65期）、《中国梦》（第83期）、《寻找中国刀锋》（第130期）、《改变中国》（第150期）、《玩吧，中国！》（第158期）、《还有多少中国味儿》（第180期）、《中国欲望榜》（第207期）、《软中国》（第224期）、《绝版中国》（第235期）、《中国单身报告》（第252期）、《奇异中国》（第281期）、《中国怎么想？》（第300期）、《中国控》（第323期）、《中国有多贵？》（第341期）、《中国腰围》（第379期）、《下半夜的中国人》（第392期）、《丑陋的中国男人》（第426期）、《中国想不到地图》（第450期）……

可以这么说，《新周刊》是有“中国情结”的，堪称不折不扣的“中国控”，把记录和归纳中国社会、文化的流变视为一种责任，同时具有一种“问题意识”：从“中国缺什么”到“中国有多贵”，这些对中国的追问，正是“新锐”的鲜明体现。

《新周刊》初期以愤怒姿态出现。“《新周刊》无论选题还是表达方式，其实颇多‘新锐’包装下的愤青式冲动和张狂，有的干脆就是‘说不’语境下的集体宣泄——诸如《让人民有钱》《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中国不踢球》《我爱你！》《下一个100万怎么挣？》《弱智的中国电视》《阻击霸权》《砸烂电视》《中国缺什么？》，无一不是心直口快。”封新城这样总结道。

当新世纪到来，《新周刊》不再“愤青”，转以生活趋势观察家为新定位，“卖观点，更卖生活方式——从《新三十而立》《娱乐新世纪》《我为网狂》《飘一代》《无厘头.COM》，到《住得像个人样》《第四城》《日韩流》《她世纪》，再到《80年代下的蛋》《中国欲望榜》，新鲜热辣”（封新城语）。

单从封面视觉来看，《新周刊》也“非常中国”：如果走过《新周刊》杂志社那长长的封面陈列廊，你会发现，喜庆的红色、显眼的黄色（也就是国旗色），是这本杂志经常运用的颜色。从发行部门的反馈来看，红色、黄色封面通常都好卖，而冷色调、浅色的封面如蓝色、米色、粉色，就可能不那么理想。这一“红黄必大卖”规律，屡试不爽。

《新周刊》前主笔令狐磊写道：“今日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新意义的‘新中国’。殊为难得的是，这‘新中国’的成长中，《新周刊》不仅仅是个记录者，还因其‘新锐’进而演化为参与者。一如美国《时代》周刊、《大西洋月刊》与美国精神的特殊联想，在《新周刊》，亦暗合了这种关联。甚至不妨说，《新周刊》表达的东西，正是这‘新中国’要表达的东西。”

《新周刊》的专题像是给社会扎针，找准麻筋用力一扎，一扎一跳。——王志纲

《新周刊》对中国世相的记录和梳理，给社会学提供了研究文本；而运用社会学原理来把握选题，是《新周刊》的拿手好戏。《新周刊》前总主笔肖锋回忆道，《新周刊》讨论专题时他最经常被问到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社会学怎么看？”以至于后来演变出一句玩笑话： “社会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可贵的是，杂志社这帮人还真什么都敢装。”肖锋说。

肖锋当年给新员工培训时，会要求他们在每一点上发现和体现社会趋势，因为《新周刊》是一本社会趋势杂志，是“趋势观察家”。台湾媒体人就很羡慕《新周刊》，一直有那么多趋势可以做。这些年来，《新周刊》对阶层、代际、城市、互联网等领域的持续发言，备受关注。

以代际观察为例，《新周刊》对代际问题的关注，始于2000年——这一年，继第1期推出《新三十而立》之后，又在6月推出著名的《飘一代》。为什么《新周刊》愿意在代际问题上大做文章？肖锋的回答是：“因为它们是这个时代戏剧中最有趣的部分。”

《新周刊》是最早关注80后这一代的传媒，用2001年的《80年代下的蛋：80年代生人全景调查》、2004年的《中国青春痘》和2006年的《我世代》为这个世代画像。之后，《新周刊》用“F40”为60后命名，并如此描述他们：“一半是凝重的传统，另一半是自由的天空；一半是革命的尾声，另一半是开放的先声；一半是诗意，另一半是商业；一半是积累财富的市场掘金客，另一半是播撒理念的麦田守望者；一半是被世界主宰，另一半主宰着世界。”

对90后的关注，《新周刊》是从2004年的《还有多少中国味儿》开始的。当时的语境是，“80年代下的蛋”还没完全孵化，90后已经开始暴走。这些吃麦当劳长大，生下来就接受英语、网络、全球化名牌和“小燕子”熏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隔百年的新一代，不免令人焦虑：在急速转型的全球化年代，他们身上到底还有多少中国味儿？

此后，《新周刊》在2009年的《他们不是另一代人，他们是另一种人》和2015年的《95后，我们可以谈谈吗？》两期专题探讨90后。有一个有趣的细节：95后那期，本来拟的标题是“95后，我想跟你谈谈”，后来改为“95后，我们可以谈谈吗”，态度上有所软化。但其实对于95后对此的反应，编辑部抱悲观态度：我们这些老帮菜问95后要不要谈谈，他们肯定会直接回答“不想”。

“再过50年，那时《新周刊》可能早就寿终正寝，人们重新翻出这本杂志，看看这个时代在发生什么、人们的思想和欲望状态，那他就找对了样本。《新周刊》就可以起到这种社会切片的作用，比起规范的学术刊物，它更鲜活动态、仪态万方，有时还令人遐想。难怪在海外人士看来，《新周刊》最具可读性，因为它简约地勾勒出这个社会的最新走向。”肖锋这样表示。

我们的“新”其实体现在人们对某些事的追求，体现在对人们生活方式更新的一种反映和折射上。——封新城

2014年，《新周刊》发生了一个变化：从这一年的10月1日刊起，杂志封面logo上那行小字，从“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改为“中国最新锐的生活方式周刊”。

其实，《新周刊》早就是生活趋势观察家了，可以这么说，《新周刊》实际上卖的不是杂志，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早期的《新周刊》和多数中国传媒一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时政，追逐热点新闻；而“生活”，不过是小情小调而已，可以作为点缀，但不能当主菜。然而，“中国不踢球”“砸烂电视”的咄咄逼人固然让“愤青”觉得解气，但另一些读者显然更青睐《城市魅力排行榜》《找个地方躲起来》《第四城》和《飘一代》等非时政题材。

以《第四城》为例，同行们还在就“成都到底是不是中国第四城”这一议题争论不休，却有一些观察家敏锐地发现，关键可能并不是为城市排座次，而是对这座城市的独特价值的认可：一座慢悠悠、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为什么不可以被评为“第四城”？

到2006年创造性地提出“生活家”概念之时，《新周刊》的生活观已趋向成熟。以这一概念为中心，《新周刊》开始构建关于生活方式的系统论。其核心就是，强调人才是生活方式的主体和载体；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生活方式的尺度，而物质不是。

学者王鲁湘曾把自己这代人比作浮士德，而《新周刊》成了魔鬼靡菲斯特，“它非常热爱生活，把我们从书斋中拉出来，回复对生活的乐趣。而且它还始终是欢乐的，即使是说一些沉重的话题，也是跳着舞告诉你”。王鲁湘认为，80年代是清教徒时代，到了90年代之后进入欲望时代，欲望时代的思考方式和清教徒时代肯定不一样，这个时候，《新周刊》的出现，正当其时。

那么，《新周刊》卖的到底是一种什么生活方式？《新周刊》不告诉读者怎么做饭挑餐馆穿衣服，那是时尚生活类杂志要做的；它也不高来高去地鼓吹如何有品位讲格调，那是《罗博报告》那类高逼格杂志做的；它要做的，是告诉读者，一切的变化，最终都是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进步，才是社会进步的真义所在。

《〈新周刊〉的生活观》一文中这样写道：

“翻翻近十年来的《新周刊》，它简直就是一部健康生活方式的绝好教材：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回到内心和性情最可贵（《钝感的力量》《高调隐居》《大理，让人变小》等）；在一个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生活本身的内容最重要（《穷忙族》《做点无用的事》等）；在一个谎言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年代，回到常识很有必要（《回到常识》《中国人为什么爱撒谎？》等）；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善良友爱的情感不能丢（《友善经济》《小的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等）；在一个盲从跟风的时代，自我与个性最不能丢弃（《橡皮人》《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等）；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慢下来去品尝生活的深意最难得（《给我生活，地方随便》《急之国》等）；在一个社会全面粗鄙化的时代，品质和腔调最有价值（《民国范儿》《先生》等）；在一个科技发达到让人异化的时代，精神的自由最重要（《微革命》《喧嚣的孤独》等）；在一个华丽丽的大时代，宁静朴实的小日子最值得珍惜（《大时代的边上》《小日子》等）；在一个被创新之狗追逐着向前奔突的时代，回过头去找寻失去的传统更有意义（《痛打创新狗》《故乡》《悲观是我们共同的信仰》等）……”

《新周刊》教会了中国期刊做策划。

——张伯海

有人曾这样评论《新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是世界观，《三联生活周刊》是方法论；《新周刊》是写诗的，《三联生活周刊》是写小说的。

其实，《新周刊》在杂志操作上是有方法论的，或者说，是有“套路”的。封新城曾表示，在新闻都是共同资源的今天，能否处理得更加有技巧、有灵气、有思想，是由一种思维方式决定的。“避开大家一窝蜂地去追的那个方向，然后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切入的方法，我想这的确是《新周刊》这样做了以后才被突显出来的。”

《新周刊》副主编周可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新周刊》的“新”：

一是新思维，即创造一种重新整合新闻资源的方法。1997年首创的“年终大盘点”就非常《新周刊》化，这里面有两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一是“十大”的归纳和整合方式，二是“愤怒”“感动”“忧伤”等感性化的思路。这两样东西现在已成众多媒体处理新闻素材的通用手法。

二是新观念，即概念化的提升、对报道角度的重视。一个好的有价值的观念，只有“概念化”并且找到特别的报道角度，才具有传媒价值。有了新的观察点和新的观念，报道就不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归纳上。

三是新视觉，从文字和图片、语言乃至版式风格，都要有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新周刊》在中国媒体中首先彻底抛弃了所谓“配图”概念。在一个好的报道中，标题、文字、图片等要素同样重要，一个都不能少。

有了这一整套方法论，杂志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就很《新周刊》——在此，“《新周刊》”成为一个形容词：这个策划很“《新周刊》”，这张图片很“《新周刊》”，这篇文章很“《新周刊》”。至于造榜的做法（新锐榜、中国电视榜、生活方式创意榜、网络生活价值榜等），更“《新周刊》”。

而最“《新周刊》”的，无疑就是《新周刊》的人了。封新城说过，一个人能不能在《新周刊》留下来，要看在气质上是不是和杂志契合。“杂志会要求所有参与人员形成一种企业文化，一种对精神气质的追求。”如果做出来的东西连自己都觉得很不“《新周刊》”，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该调整了，或者选择离开。

作家侯虹斌曾在《新周刊》工作，离开后，她把MSN上的《新周刊》前同事全部归为“旧爱”。“与很多人一样，在《新周刊》工作投入的不仅是精力、时间，还有感情，就像谈了一场恋爱，有蜜月，有龃龉，有‘痒’，有痛苦，一旦分手，就如同失恋一样魂不守舍。”

可以，这很“《新周刊》”——正是因为对精神气质的共同追求以及延续，这些人走在一起，有人离开又很快有人补上，一期又一期杂志做着，一直走到了今天。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