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着小雨的北京，刚刚从郊区赶到市中心的赵钢坐下来。他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T恤，这是从90年代大学生开始流行起来的打扮。

赵钢和那个年代的联系远远不止于此。他曾经用摄影师特有的第三只“眼睛”——镜头，记录了那段命名为《我的大学》的光阴。

《我的大学》是赵钢摄影生涯的第一部作品，上万张底片，从1992年拍到1998年，记录了他的大学生活。1996年赵钢毕业后，他的学妹、后来的夫人丁凤园继续拍摄女生宿舍的生活，也让这部关于90年代大学生的“青春纪念册”更加完整。

90年代的高校生活细节被他犀利地捕捉。他是这部图集的创作者，也是影像里的主角。

在许多人生际遇里，大学生活往往是最适合拿来追忆和回味的部分，所有话题都适合用“那些年我们一起……”的句式来开启。

1992年，背着一台相机的赵钢，走进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今长春理工大学）。相机是赵钢的父亲1985年买的理光单反，价格 2000元，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奢侈品——但它的价值后来被证明远远高于此，因为它承担的是记录时代细节的任务。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兴起。这次讲话传达的信息很快对大学产生了影响，虽然大规模的扩招尚未开始，考大学依然不亚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毕业分配工作的“铁饭碗”已被打破——这无疑是个微妙的转折点。

迫不及待拥抱大学生活的赵钢，很快组织了大学第一次集体郊游，理由就是帮大家免费拍照——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简直求之不得。没有QQ，没有微博，没有微信，那时候影像传播得慢，相片也冲洗得慢——一张照片会打印出纸质版，装进相框珍藏。

那次郊游的照片，成为赵钢的影集《我的大学》里最早收录的一批图片。但赵钢显然预谋已久，早在高四复读的学习间隙，他就已经决定上大学后将点点滴滴用相机记录下来。

这个念头来自另一位摄影师的影响。“1991年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王福春，他当时在拍《火车上的中国人》。”赵钢记得王福春告诉他：“你如果真的喜欢摄影，就不要去拍那些花花草草，要拍些有价值的东西，记录身边的生活。”

上大学后，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赵钢对摄影的热情更大了，他已经有拍摄图片专题的意识。

头两年里，赵钢每一两个月就从长春回一次哈尔滨。那时周末只有一天休息，他周六中午奔到火车站，坐4小时的车回家，晚饭后在家里的门厅摆上放大机，连夜把前段时间在学校冲洗好的胶卷放大，第二天上午去王福春老师家请他点评，下午再返校。

1994年，赵钢又添置了一台CR5，镜头是28mm、50mm以及70—200mm。

当时周围的很多人，认为拥有这些设备的赵钢是个“富二代”。其实，赵钢的家庭条件不算富裕，父母都是铁路职工，支持他拍摄实属不易。“我每学期会从生活费里挤出一些钱买胶片，当年400度乐凯60米的盘片卖90元，可以缠35个胶卷。每年新生入学，我还能从拍合影中赚点外快。大四那年，我甚至没有买新教科书，向学长要二手的教材。”赵钢回忆。

90年代的高校氛围在《我的大学》里有最真实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赵钢既是这部图集的创作者，同时也是影像里的主人公。早早成熟的摄影技艺，使他能够以双重身份介入拍摄。这也是此部作品的特色之一。

完整的叙事结构，细致入微的观察，成熟的视觉语言，与生俱来的“不合群”感赋予他敏锐的直觉，捕捉到了转折年代投射在大学生活中的种种变化。

那些画面中，十几张表情各异的脸、不合时宜的装束、密集的构图有种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大学新生跨下中巴车的那一瞥怯生生的眼神，无所事事地站在暖气片上等着母亲替自己铺床的同学，暴风雪中监督同学晨跑考勤的班干部，上半身衬衣领带下半身短裤拖鞋拍简历照的毕业生，大学学费上涨后围着窗口缴费的家长，取消分配工作后人山人海的招聘会，等等，都被赵钢犀利地捕捉下来。

“我毕业那一年，学费已经从300元一年涨到2000元一年。”

90年代的大学生，爱唱《小草》，喜欢看《高山下的花环》。学校的露天影场播放着《爱情故事》《走出非洲》《罗马假日》等一大批经典电影，总有女同学为电影情节感动得掉泪。

从大二起，赵钢开始为摄影协会的朋友传授拍摄技巧。师弟师妹们坚持下来的人不多，丁凤园是一个，两人后来成为伴侣。这其中是否有什么浪漫故事，赵钢总是不愿谈，但摄影本身就是一件最浪漫的事。

1995年，赵钢的镜头拍下了学生宿舍里的电脑——一个计算机系的、来自南方的同学，花了两万多元人民币买的486，全校第一台学生自己的电脑，还是彩色显示屏的。赵钢特意过去拍了照片。

“那是一个开始。”他感慨。事实也是如此。电脑和逐步兴起的互联网使当时的很多人获得机会，丁磊、马化腾、雷军、李彦宏等都是那个年代的毕业生。

赵钢在1996年夏天毕业。他将一台相机留给丁凤园继续拍摄《我的大学》。

“当时我拍身边的同学、朋友，他们都可以接受。但要进女生宿舍拍，对我来说就比较困难，主要是学校不允许。后来我毕业了，我就把相机给我太太丁丁，她也喜欢拍照。我跟她说，这个作品缺了一个女生宿舍生活的部分，让她拍一下。她拍的照片不多，但影像都很好。”赵钢说，他不认为这对丁丁来说是困难的，他觉得真正的困难在于下定决心。

丁丁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大四那年她慢慢找到感觉，完全进入到创作者的角色，她拍摄那些化妆的、健身的、在走廊复习的女生，把那个年代女大学生的羞涩、自由、憧憬等状态记录得非常细腻。

赵钢认为自己记录的部分刚好是中国大学转型前的状态。1996年他毕业时，学校的自习室已经人满为患，而在他大学生涯的前三年，他从来没有要去自习室占位这种意识，因为无论如何，那里都会有空位。

赵钢毕业后，学校开始大规模转变，主教学楼贴上瓷砖，宿舍重新装修、加高，校区增添了许多新楼，学校变得很大，名字也改叫长春理工大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毕业那一年，学费已经从300元一年涨到2000元一年。”

毫无疑问，90年代是个过渡年代，统分和并轨收费并存，这个年代的大学生既不受统分制的拘束，也不像市场化后那么有压力。

“双向选择”政策是1988年开始的，与之前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政策不同，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选报志愿，采取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就业方式。在这样的政策下，学校不再拥有绝对权力，毕业生开始有了择业自主权。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企、民企，只要有单位接收，学校都会放行。

1994年是另一个历史节点。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就业难”成为社会话题，市场经济改变了90年代这批大学生。

1999年大学扩招后，各个大学人满为患，开始在各地建“分校别院”，大学学费也一路飞涨，大学生被批量生产，“就业难”成为社会话题。

但这也是时代的一种进步。市场经济改变了90年代这一批大学生。

赵钢的一个浙江同学，最初由于家境贫苦，从军训开始就一直穿着军服，从不换新衣服，而在大三时，赵钢发现他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家开始做服装厂，从南方的小乡镇企业做起来，然后到大四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穿西装了。快毕业之前，他跟我说，他也想学摄影，要买个相机，于是家里拿了两千多块钱给他买了个相机。”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时代是不可替代的，是最美好的，我也一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赵钢说道。

就像《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电影里描述的一样，他们大概是最后一拨开会时有事没事就开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学生，他们或许也是最后一拨看着露天电影、跳着交际舞的高校学子……电影中那穿过长长的宿舍走廊打到的热水、随处可见的帆布鞋、流行的喇叭裤和红白游戏机，无一不在提醒着这群90年代大学校园里走出的学生，这是让他们备感亲切的大学生活。

2006年，赵钢正好毕业十年，他在一个开学的日子回到母校，那里的变化让他吃惊——校园面积扩大了好几倍，到处是崭新高大的楼房，在校学生从他们当时的四千多人增加到了两万。高年级学生向新生叫卖手机卡。

面对赵钢的镜头，摄影协会的小师弟一脸严肃地和他说起肖像权的问题。宿舍里人手一台电脑，恋人在旁若无人地亲热，摩托车呼啸而过；除了还未拆除的几栋老楼，赵钢几乎分辨不出这里曾经的面貌。

“薄薄的照片，经过时间的累积而变得厚重起来，和我年龄相近的人，都能从我的照片中追忆起可爱的大学时光。”赵钢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这组照片，上面还写有公告：“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的校友，如果你在我的照片中发现了自己，请与我联系。”

通过这样的方式，赵钢找回了十几个校友。“有些同学在国外，有些说很怀念那段日子，觉得这些影像非常珍贵。”赵钢抿了一口咖啡。如今，这些珍贵正以另一种形式在延续，从黑白相片跳到彩色现实：采访结束后，等候他的是另一场久别的同学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