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旭辉坚持待在昆明，几乎要被艺术名利场忘记了。

当年一起在“塞纳河”（其实是盘龙江）喝“水”（其实是酒）的兄弟已经各奔东西，毛旭辉还在昆明，还是画画，还听肖斯塔科维奇。他最大的快乐来自周五的固定节目“锄大地”，牌搭子是自己的学生。

2001年起，他在云南大学任教，已经培养了好几茬成色很好的“云南种子”，这些年轻人都跟他一样质朴单纯，因为画画而感到由衷的满足。

八十年代宿舍里堆满作品的时候，他只感到苦恼和消耗，并不知道日后有一天会有“西南生命流”，会进入国外美术馆，会成为拍出千万天价的当代艺术家。

“今天觉得八十年代还有意义，是因为大家在那么低下的物质条件中，创造出了这三十年最感人的作品。”

八十年代，他们常常利用假期到乡下写生，在撒尼族居住的圭山找到了自己的“巴比松”。

八十年代还没有文化中心的概念，反而是云南，可以最早“自由化”。因为昆明距离北京有3000公里的铁路线，政治氛围相对薄弱，加上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本来就有一种多元性。紧张气氛一松动，昆明立刻就感知到了。

“七十年代末，我们看到一些东西，这个世界已经开始松动了。”毛旭辉说。

1978年开始，很多的学者跑到各地大学做讲座，在昆明，毛旭辉听过高尔泰谈美学，朱虹谈文学，吴冠中谈“形式美”。那时讲座在大学礼堂里边，挤满了学生，黑压压一片，大家都渴望新的知识。

“当时袁运生画西双版纳，用勾线、填色、变形画出一种别样的风情，那么多画家守着云南都没有画出他那种特别的感觉，我在云南艺术学院的许多同学多年来都生活在他的审美中。”

上海的《外国文艺》、北京的《外国文学》是毛旭辉的启蒙读物。当时，星星画会的黄锐在《外国文学》做美编，杂志封面是彩色的，内页是黑白的，经过他的版式设计，竟使黑白有了色彩感，所有这些感觉都很新鲜。

“八十年代我和张晓刚去拜访过马德升和黄锐，觉得他们的画里有我们不懂的东西，再加上‘星星’美展在美术馆办露天展览的行动，真的是偶像。”当时毛旭辉大二，和张晓刚、叶永青在暑假相约从重庆出发，乘船顺长江而下，到武汉、南京、无锡、苏杭、上海、北京各地游玩，还拜访了颜文樑、袁运生、陈丹青、陈逸飞等人。

八十年代，他们常常利用假期到乡下写生，在撒尼族居住的圭山找到了自己的“巴比松”——牧羊女、山谷、包米地、石头房屋、羊圈、红土路……白天画风景，晚上画速写和构图。

毛旭辉、张晓刚、潘德海八十年代的重要作品，1984-1985年都出来了。他们的作品和之前发生的伤痕美术、乡土写实非常不一样的，陈丹青和罗中立的真实尺度，到他们这些人已经改变，他们的真实已经不是农民的皱纹和衣服上的酥油味。

“我们把艺术带到了面对个人生存的困境中来，还赤裸裸地面对了发生在自己生命里的现象。真实的尺度在这里，做现代艺术的应该触及。”

毛旭辉接触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蒙克的表现主义，感到这些都要比“形式美”深刻得多。那时他们都中了艺术的毒，只想着应该把艺术做出来，走高更、梵高的路，像他们一样成功，也像他们一样死去。

他们喝酒、抽烟、跳迪斯科，“每周末的聚会不外乎都是围绕着‘苦涩’、‘大气’、‘虚无”’、‘永恒’这些主旋律来展开的。然后在一阵阵狂喝乱饮、高谈阔论之后，以呕吐、眼泪、虚脱而结束”。

“家长很担心，但我们很少回家，留长发，穿牛仔裤，脸上也是一种不屑一顾的表情，还脏，不洗澡，臭烘烘也是一种革命态度。”

虽然是搞现代艺术，但小资情调的东西是绝对不可以进来的，就算内心有片刻向往，但很快就会被无情清除掉。“我们还是毛时代长大的孩子，那种革命者的教育和气质还是存在的。”

“不是只有阶级斗争，中国人也有人性的模糊性，也有内心生活的，这是八十年代艺术最大的贡献。”

1985-1986年，毛旭辉牵头的“新具象画展”在上海、南京、昆明、重庆举办过四届，1986年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立。第一届“新具象”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办的，参展艺术家有六位，展出作品120件，费用都是大家自己筹的，作品对观众冲击很大，展厅里每天都有激烈争论，有人气坏了，在意见簿上赠言“蠢驴”两个字。

毛旭辉将这次展览看做一次对人的问题的讨论，是对人生与社会的洞察与表达，这正好也是八十年代思潮的核心议题。

1985年气氛并不十分宽松，毛旭辉每天都在担心警察会来。幸运的是，最后警察没有来。“我们在上海每人买了一件红T恤，写上字：大气、永恒、苦涩、粉子、白水……就这样穿到南京去了。这件T恤我现在还留了一件。”

这次“现代艺术之旅”以向单位销假画上了句号。那时大家一边搞现代艺术，一边在单位上表现都还不错。“我们那一代人有自知之明的地方，知道铁饭碗还不能丢，去办展览也是请了假的，在保住饭碗的前提下偷偷摸摸去做一些梦想的事。”

做现代艺术之后，毛旭辉感觉自己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就是一百年以后，官方的展览都不会接受他。但是现在竟然有一个机会可以自己做展览，在他看来这也是八十年代社会开放产生的可能性。

那些年，毛旭辉的宿舍里堆满了画，“房间里长久地弥漫着那种牛胶、油画颜料、松节油、烟草、老鼠屎以及霉变的混合味道。每月的工资拿下来，除了止不住地买书和买颜料外，已很少有钱来照顾身体和家庭”。

“八十年代真的很特别，因为那个是我们的青春，我不知道现在怎么评价青春的感觉，对艺术家来讲，能够在那些年画一些自己想画的画已经很满足。你还要敢画，因为太私密了，拿出来真的觉得是脱了衣服给别人看。现在觉得当年做了这样的事情，还是挺牛逼的。”

八十年代结束时，中国艺术也有了可以接轨的语言，使别人看得懂中国人在讲什么。“不是只有阶级斗争，中国人也有人性的模糊性，也有内心生活的，这是八十年代艺术最大的贡献。”毛旭辉说。

“买房买车都不能保证你还是一个艺术家。如果当时做艺术仅仅是为这个，艺术真的太不值得尊重了。”

毛旭辉一直对艺术很认真，他过上了好生活，但绝不是物质追求者。“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太幸运了。前两天我看梵高的画册，中间选了一些他的书信，看完特别难受。他老跟弟弟提奥说，我马上就要卖掉一张画了，他是多么渴望卖掉一张画啊！我们的文明欠了梵高的。”

八十年代是一个物质低下的时代，让很多人低头，大家会为了一点小的物质利益屈尊，但是八十年代也有例外，就是这些文青，他们中间产生了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今天，这些人经历了物质繁荣，精神价值却直线下降，这令毛旭辉困惑。他甚至觉得，还是生活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中比较好。

“八十年代我们非常幸运，避开了物质的干扰。八十年代年轻人对远方感兴趣，来昆明的人很多，我接待过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你喜欢他，晚上给他找住的地方，带他去伙食团，找一个碗一起吃饭，晚上去街上买酒喝。那时多纯粹，交一个朋友多容易。”

艺术市场起来以来，每当看到艺术家聚在一起谈房子、谈车，毛旭辉心里就会涌起难受和厌恶。“买房买车都不能保证你还是一个艺术家。如果当时做艺术仅仅是为这个，艺术真的太不值得尊重了。”

现在，毛旭辉当年的挚友张晓刚和潘德海都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不去北京过那种生活，他们也理解，虽然作为朋友是希望毛旭辉跟他们在一起。直到今天，尽管张晓刚已经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毛旭辉与他之间还是不谈市场的，只谈文化。

“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们对艺术的判断并没有太多的普及，今天也没有多少人认真地和大毛在学术上沟通，很多人对你尊敬确实是你那点儿价格。”

八十年代和毛旭辉一起张罗“新具象”的侯文怡后来去了美国，但是和大多数背井离乡的艺术家一样，处境非常艰难，基本上没有精力搞艺术了，毛旭辉觉得很可惜。

“我们这一代很特别，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才会有所作为，参加过新具象的很多艺术家都在国外，基本都与艺术没有关系了。最后为什么放弃了年轻的时候最火热的理想，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