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是“北方群体”的精神领袖，八十年代，他不仅在艺术界有名气，与哲学界、文学界的互动也很密切。“舒群在前卫艺术圈读书最多，口头表达能力特强，谈起艺术与哲学，口若悬河，锋芒毕露。”彭德在文章中这样描述他。

'85新潮的艺术主将中，舒群是最慷慨激昂的一位，极具理论素养和思辨色彩。他倡导和实践的“理性绘画”是当时中国现代艺术流派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他的理性平涂有工业气质，看起来像是为下世纪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而作的。

八十年代结束后，舒群一度放弃绘画，但从未放弃阅读和思考。如今他在西南交大当教授，与三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依然推崇“两希文化”（希腊和希伯来），依然激情飞扬。

2009年，舒群凭借深圳OCT的个展“图像的辩证法”和北京UCCA的个展“一个轻于乌托邦的未来文化方案？”再度发声。表面上是画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背后的关键词仍然是他一直关心的全球化命题。

他的代表作《绝对原则·作品1号》是在1984年创作的，那年他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982年，舒群从鲁美毕业，分配到长春工人文化宫，开始偷偷地搞起了现代艺术。他的创作总是理论先行，走上现代艺术道路也是从写作开始。1983年，任戬创作了《天狼星传说》组画，促发舒群撰写了《一个新文明的诞生》、《关于北方文明的思考》等文章。

他的代表作《绝对原则·作品1号》是在1984年创作的，那年他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是在那一年，舒群结识了日后合作无间的王广义，与他和任戬等人在哈尔滨创建了“北方艺术群体”。

八十年代有一本杂志对舒群的影响特别大，联合国教科文出版的《信使》。“我看到那些图片就知道，西方社会跟中国太不一样了，1985年长安街上顶多有公交车和军车，还是农村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艺术家会画乡土。”

很长一段时间，舒群爱看太空图片，看没有生命痕迹的星球。“那时崔健有一首歌叫《一无所有》，我就在看一无所有。”

舒群感到，中国文化的“小桥流水人家”虽然美好，但是没有力量。“西方的现代化体系已经非常庞大了，中国还是一个村，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浑身生满脓疮的乡巴佬’，面对西方的钢铁长城你千疮百孔。”

1985年，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轰动一时，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的里程碑，也道出了当时年轻人的宿命感。“我们的体验是特别悲情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绝望。丁方老说，时差感和位差感每每让我痛不欲生。”

那时候，舒群和他的伙伴们把中国文化里的逸乐传统看作羊群的、卑微的、末梢的、洛可可的，认为必须干掉。他们向往技术乌托邦，渴望与西方同台竞技，渴望所谓的冷性气质。“换一个词就是酷！这就是‘理性绘画’。”

表达鄙视时他们说：尘土、羊群、渺小；表达推崇时他们用：冷漠、庄严、静穆。“什么‘形式美’，太低级了，我们必须得酷。”

谈到这里，舒群的感情上来了，音量放大，高声背诵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章：“啊，你，伟大的星球啊！假若你没有被你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何在呢？十年来，你每天向我的山洞走来：假若没有我，和我的鹰与蛇，你会厌倦于你自己的光明和这条旧路罢。”

舒群擅长思辨、写作与演讲，王广义则是行动派。

舒群的知己是任戬，他们早年一起读书读画，看格列柯、戈雅、达利、基里科、恩斯特。在鲁美读书时，两人经常散步漫谈。“华灯初放，心潮起伏，像谈恋爱一样。”舒群笑道。

八十年代，舒群的战友是王广义，他们一见如故，结下了最深厚的友谊。这一友情最重要的基础是，二人有共同的、创造历史的雄心壮志。他们发展“理性绘画”，策划“珠海会议”，将北方群体确立为'85新潮的核心艺术团体。

那时，舒群不断思考，建构“北方群体”的纲领，操作图像。他是波伊斯“扩展的艺术概念和社会雕塑”的实践者，相信可以把一切媒介和人类行为都囊括到艺术概念中，“搞艺术可以灵活机动、不择手段”。

1986年，舒群、王广义、高名潞借《中国美术报》和珠海画院联合主办的名义在珠海举办了“'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

舒群擅长思辨、写作与演讲，王广义则是行动派。当时王广义最爱用的开场白是“有好多好事”，“如果没有广义，当时很多事都做不成。”舒群说。

“广义有一句话叫羊头羊脑，我们在酷上的默契度太高了。为什么要酷？因为我们得容忍生命各种各样不可想象的变态和罪恶，不能以温情的逻辑解释世界。”

在舒群看来，当代艺术家就是记者，观察社会，然后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向世界陈述，像科学报告一样，不能有丝毫的水分和掺假，这个工作既是严肃的也是严峻的。当时王广义有一个说法，叫做“当代艺术家的职业道德”，指的就是用艺术来见证社会问题。

在他看来，当时的其他艺术群体根本没有打算对这个社会发言，他们只是本能的自我呈现，与星星画会和袁运生的画是同一种东西，是末梢的、病态的、洛可可式的。

“你感到其他人没有目的性，而我们要把世界之谜的谜底搞定，像侦探寻找一个案犯。”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英雄主义者。”为了成为英雄，便要各出奇谋。

八十年代，栗宪庭和高名潞都是有影响力的编辑和批评家。舒群形容他们两个的特点：一个是霹雷闪电，一个是燎原大火。当时，他们是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仅有的几本杂志，是新艺术唯一的传播通道。

因为注重作品的发表和传播，“北方群体”与他们关系密切。王广义甚至说过，画画出来只是第一步，成为印刷品才是它的归宿。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英雄主义者。”舒群说。为了成为英雄，便要各出奇谋。这有点像杜尚在美术馆摆小便器，除了揶揄美术馆，也是一场秀。

早在'89现代艺术展之前，各地艺术群体的展览上便有各种“秀自己”和“把对手做掉”，反应慢你就输了。

当年，舒群曾说他创造的是北方文化、寒带后文化，“那时感觉自己是凯撒，是匈奴领袖”。但在整个九十年代，他却“被生活打得满地找牙”，直到2009年才重新举办个展。

这其中升降、屈伸、得失的考量，大概与舒群的童年经历有关。他一直记得“文革”时红卫兵来抄家，父亲很积极地配合，自己看哪些东西应该被抄，细软、精装书、八仙桌、龙椅全被堆在院子里烧掉了。

“身外之物付之一炬，我觉得我父亲是有大智慧的。”

后来，舒群和王广义一起回过一次哈尔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不讨论问题了，故地重游，凝望窗外的瞬间很多感慨，这个时候他就唠叨了几句：茫然，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