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7届北大中文系学生，查建英见证了一个被文学、诗歌、激情和愤怒充盈血液的青春时代；1981年留学美国成为八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的领军人物；夏志清、梁左、陈建功、阿城、陈丹青……因缘际会，她结识了这些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留有一笔的重要人物；进入2006年，她推出了“蓄谋已久”的作品《八十年代访谈录》。在这前后，“八十年代”成为一个大热关键词，先是《新周刊》在2005年率先推出《始于1980》专题，继而众媒体跟风，回忆八十 年代已成过度翻炒之势。这些钩沉式访谈自有其口述史与文献价值，但在更多生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人看来，更像是一群过气人物自恋式的喃喃自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在查建英的访谈录中，陈丹青、阿城、陈平原、李陀、刘索拉等人以极大的热忱回顾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查建英给 八十年代下了定义：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浪漫时代”。隔着20年的辛苦路望回去，在她眼中，这个浪漫，绝不仅仅是激情、诗意、蓬勃、生命力，显然，它还包涵了更多更复杂更广阔的内容。

当代中国的一个浪漫时代

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书后面，查建英列了一些八十年代的常见词，这些都是她在编书过程中采访的人口中常用的一些词，像热忱、贫乏、反叛、浪漫、理想、知识、断层、土、傻、牛、肤浅。她认为所有这些词放在一起，就有80年代的气质和气氛的感觉。但不能用一个词语去涵盖整个八十年代。还有“集体”这个词，“当时圈子文化确实特别重要，好像有点拉帮结派，但是在圈子里，大家一方面抱团做事，一方面追求的还是个性解放、自由创作”。查建英认为这是以小集体的方式背叛大集体，同时追求个人性，这可能也是八十年代的一个特质。如今，个人的声音变得更个人了，同时也好像更孤独更松散。

为什么查建英愿意用“当代中国的一个浪漫时代”来形容八十年代？她觉得，在那个时代，这么多的人那么疯狂那么热烈地“务虚”、“谈玄”，就像对待初恋、对待梦中情人那样痴迷地追求知识、追求创作，把阅读、探索、思索作为生活中最大的愉悦，并且感到幸福，她觉得那是一种很浪漫很诗意的生活。当然，她也知道，那是有时代背景的一种浪漫和诗意——那时中国正好处在一个从政治中心转向经济中心的过渡期，文化刚刚浮出水面，“大家都吃国家饭，生活在体制内，安身没什么问题，经济上压力和诱惑都不大，政治空气又比较开放，所以可以全力以赴地去讨论文艺和哲学。这种特殊时期以后再难有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查建英所在的北京大学77届卧虎藏龙，和她同班的同学里，包括早逝的天才剧作家梁左，作家陈建功、黄子平、黄蓓佳等人。“我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从生活阅历来讲是根本没资格开口的。他们都是一肚子故事。”就像阿城所描述的：当时高等院校忽然进来一大批 “社会油子”。进入北大之前，陈建功干了8年矿工，黄子平是从海南的橡胶农场来的，每个人都有一段经历。

查建英1987年回国的时候，赶上了一个“热烈的好时候”。“那时候文化的，像文学啊，办杂志啊，特别活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心态比较自由。大家一起来推动一个事业，没有太多利益的算计，也没有特别功利的态度，气氛特别好。后来陈平原总结说，一个社会在大多数比较正常的时候，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应该像当时那么大。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参与和改良社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作为一支挺重要的力量，身在其中，感觉还是挺高兴的。”

那时除了创作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讨论、Party，大家聚在一起研究怎么办刊物。朱伟那时候办了一个叫《东方纪事》的杂志，网罗了各种各样的人，形式也很特别，让每个人办一个栏目，操刀的都是像李陀这样的作家。“大家除了自己写，还特别愿意用这个半独立的杂志发出这些人的声音，对当时的改革也好，对丰富大家的知识结构、文化构成，探索文学艺术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那时候气氛真是很热烈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很值得珍惜的。”

《渴望》是九十年代最早的娱乐八卦戏

上世纪九十年代查建英再次回国时正好赶上电视剧《渴望》热播，全国轰动。当时在文化界《渴望》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方面家喻户晓，收视率特别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剧，把“文革”的经历变成了肥皂剧，里面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很恶劣很可恶。当时还带动了一批八十年代的严肃作家也开始创作这种特别商业化的制作，比如王朔、郑万隆等人。

查建英认为《渴望》实际上是九十年代最早的娱乐八卦戏，开启了后来一系列的流行文化变脸和杂拌。“这部剧的编剧策划里有几个严肃小说家，但形态是肥皂剧。内容好像触及了‘文革’，但有大量的煽情的、感伤的、日常生活的内容。我就记得里面一天到晚东家长西家短、包饺子、一堆胡同串子串来串去的，老是闹三角恋爱。所谓重大历史题材全被它那一缸子醋和家长里短给消解了，一切变得又酸又轻。”从《渴望》开始一直到后来的《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查建英对文化转型和旧时的精英在新的时代如何调整、如何继续生存产生了兴趣。她写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1995年集结成一本书《中国波普》，这是她第一次用英文写作，这本书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书出版以后很多人问查建英：你竟然那么早就对中国艺术商业化的内容感兴趣？她的回答是：“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对于中国的研究都是陷在一个政治化的情结里面，关键词都是很政治化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时代的先声，它从局部开始发生，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汹涌的主流了。现在我对这个汹涌的主流反倒没多少热情了，粗制滥造的垃圾、赝品实在太多了。”

提供反省和批判或许比提供“琐碎”更重要

触动查建英和她的朋友经常谈起八十年代的由头部分是怀旧，但又不仅仅如此。近年常有人问中国人现在为什么这么功利，是否因为宗教传统弱、文化太世俗、精神上没有敬畏？但查建英觉得中国人的宗教就在历史里面，中国人对历史特别敬畏，历史扮演着一个几乎像宗教一样的角色。“比如像儒家文化里面的伦理道德有很强的善恶观，虽然我们的传统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了，但很多中国人潜意识里还会相信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流芳千古、遗臭万年这类的东西，那怎么报应怎么流传呢，就是通过历史记录，把经过的发生的事情叙述记录下来，这样对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都是个警戒、激励或者参考。中国人对于历史的重视是罕见的，历史的记忆和历史的叙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一晃二十年，也到了该回顾八十0年代的阶段了。查建英认为关于那个年代的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官方版本，也有一些民间的说段子的版本，但是缺乏一个有意识的比较深入的反省的版本，“所以我觉得由过来人来讲故事和反省总结，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不是下结论，至少是个开始吧”。

对于八十年代，查建英访谈的这些人并不只是怀念和美化，“他们对八十年代的问题其实批评得相当尖锐，尽管由于话语空间的种种限制，对有些问题大家还不能真正畅所欲言”。但他们又的确怀念八十年代式的真诚、激情和友谊。但书中大多数人也检讨了那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的肤浅粗糙，陈丹青甚至形容80年代为“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查建英对此的看法是，你当然可以特别关注那个瘫痪病人身上到底还有多少伤疤丑陋，以致他瘸着腿走路跳舞的姿态还有多少可笑之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病人是怎么瘫痪的？他的腿是谁给打瘸的？怎样才能避免那样的悲剧和残暴重演？怎样恢复和重建比较健康的人格和比较丰富的文化？换句话说，瘫痪是个结果，关键是原因，是复苏和建设。“我觉得，提供这种反省和批判或许比提供更多的‘琐碎’更重要。当然，欢迎别的人来从其他任何角度作补充。”

简介：《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主持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对话抽取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话题作为讨论话题．试图重现这个在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作者查建英，作为77届北大中文系学生、八十年代的首批留学生，她见证了那个年代的风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