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叶青三十年来始终特立独行，1982年浙美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极好的工作单位和前途都不要，跑去南小街胡同里做“盲流”，写字、画画、拍照、卖古董、研究美食。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祈求过什么，对什么都不抱希望，我不祈求民主和自由，不像热衷于讴歌八十年代的怀旧者，把那个莫名其妙的时代打造得美轮美奂。”

朱叶青在《那年那天》一书的扉页上题词：把这本书献给学生时代。他其实并“不关心什么是艺术，仅仅讲述一些在艺术名义下发生的故事”，其中有真情，也有丑陋，有些往事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很多当事人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他们不仅不以为然，甚至非常不满。”

《那年那天》貌似是一本回忆录，主角是一批浙江美术学院77、78级的莘莘学子。朱叶青以袁运生1981年在敦煌为浙江美院学生所画的一批水墨肖像作为线索，追踪浙美77、78级同学的命运。

这批画的缘起是两个浙美女生的好奇心。1981年浙美学生在敦煌考察，当时刚好袁运生也在那儿画画，他是那个年代美术界风度翩翩的人物——学生时代被打成右派，还曾因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轩然大波。

朱叶青至今对书中人物印象最深的就是袁运生——他称他为“老英雄”。

为老同学的画像集配文，朱叶青是怀着热情和感情的。浙美77、78级已四散天涯，而他与大家的联络也不多，找到所有人并不容易。他尝试与他们一一联络，能找到的就索取资料，尽量约采访；不能联系上的，就通过同学打听近况。

朱叶青说他当时选择了“假雨村言”的写作方法，请同学们自己讲述人生故事，而他只是一个“机位”。他很快进入角色，并感到怀旧和亲切，同学之间好像一下子又热络起来，因为回忆人生最初的起点而找到了共鸣。

虽然如此，朱叶青思路是很清晰的，他将每一场谈话都完整录音，文字的整理也尽量保持原汁原味。“我采取的是非常简单的方法，新新闻主义，材料原封不动。”

“这本书出来之后，特别奇怪的是，很多同学反应不是很好。其他的读者也许会以为，我们这一代人看了这本书会特兴奋，但是很多当事人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不以为然，甚至非常不满。”

有人责备他：“这话确实是我说的，但是你怎么一字不改？”朱叶青反驳道：“你以为我会像小报记者一样为你涂脂抹粉？”

在拜访老同学之前，朱叶青对那久违的老同学多少还存有一点想象。“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谁满意，还是为了那个曾经有过的时代。但是今天看来有一点我错了，为了某种客观性，我在书中把自己藏起来了。假如是今天，我会赤膊上阵，甚至赤裸上阵在所不惜。”

“整个八十年代都在为莫名其妙的东西而欢呼，以为自己就将迈进什么。”

“当年77级一代天骄，意气风发，今天看来，意气风发的一代都成了国家的栋梁。”

而朱叶青不着这么看，“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带着我们的脑残和缺陷，遍体鳞伤地走过来的。今天我们还没有成熟，因为中国是一块现代性都没有完成的土地，仅仅有着现代主义的物质外壳，却没有精神的现代性。”

在朱叶青看来，八十年代的当代艺术应该是假前卫，“’85美术新潮是虚构的，它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中国从事艺术的人出于本能的萌动反应，这种反应在没有找到精神资源的状态下借鉴了西方的一个范本。今天拿不出一个关于’85美术新潮的完整的纲领、思想、精神突破，甚至对于反叛的对象都存在着严重的误判。那个年代连反传统的资格都不具备，因为他们所反的并不是真正的传统。九十年代之后当代艺术在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需要补造那段历史，臆造了’85美术新潮。”

“前卫是个时间概念，你超越了什么人吗？林风眠、吴大宇，给了大家丰厚的精神财富，那么多善良的百姓给了你们欣赏的目光，才使得你们为了莫名其妙而骄傲。八十年代的前卫只是比大家多走了两步半，整个八十年代都在为莫名其妙的东西而欢呼，以为自己就将迈进什么。”

他遗憾的是，当年真正超前的人，林琳、查立、黄永砯，他们带领的77油画班被打得七零八落，连从事艺术的可能性都没有了。77级油画班的查立曾说，他们是“经历了十年浩劫和专制恐怖的一片废墟上长出的第一片青草，时不时要经历寒流和冰封的袭击”，他们的确是命运多舛的一群人。

“当年77级真的是意气风发，今天看来，这个意气风发是非常虚假的。上了大学，把伙伴甩入工厂和田野，这是一种中国式的身份上升。但是突然学校因为艺术又遭受到了玩弄，被玩弄之后，最有才华的油画班变得七零八落。这个班还有多少人在搞艺术，还有多少人在坚持理想主义？可以说他们当时单纯，但并不高尚，没有承担起更多的东西，只不过是个人命运的转变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至于他所在的78级，朱叶青认为“77级和78级完全不是一回事”，“78级油画班到今天就成了社会的中坚、国家的栋梁了，至少是处级干部”。

“世故的永远世故，高贵的永远高贵。”

朱叶青是有倾向的，透露出“对某些人的深切怀念，对某些人的淡然忽略”。在浙江美院同学中，朱叶青对林琳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

77、78年入学时，浙美的同学们都是带着“素描和色彩表现”进去的，还没有自己的想法，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开始思考时也是带着胆怯的试探，比如把苏联画风画成毕加索。

“但是林琳各方面的综合指数太出色了，他不仅仅是才子，而且是犀利和敏锐的。林琳表现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纯粹性，他做得最好，黄永砯也做得非常好，都是让人难以忘却的人物。”

1982年，还差二十多天就要毕业的林琳因为油画《席方平》，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浙美开除了。朱叶青在《2001年的林琳》中写道：“我想象着年轻的林琳跨出了浙美大门，沿着南山路一堵高高白墙向涌金门走去，而后在杭州火车站而后是上海，一直走向了纽约的街头，仿佛从此，一步步跨进了苦难的开始与结束。”

1991年8月18日，林琳在纽约街头被黑人刺死。

“开除十个都不该开除林琳，他是一个非常斯文的人，完全是西方式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高贵性谁能跟他比呢？”

写作《那年那天》期间，一天清晨，朱青生一个人独坐着，看着77级的毕业照，突然他哭了。

“我自小就是一个不会哭泣的人，母亲为此曾带我去医院检查，奇怪这个孩子为什么从来不会哭。我看到那张集体合影照，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眼睛湿了。”林琳刚好在照片之外。

林琳的同学郭志雄告诉朱叶青，当时他站在队伍里等着摄影师按快门，却看到林琳在不远处独自徘徊。

朱叶青还在固执地寻找林琳的生存意义，他已经计划去纽约看林琳生前的工作室以及他的作品，还有安放林琳骨灰的寺院。“我就是要不屈不挠地去看他，大家今天不会觉得有什么意义，因为当时他在所有的前面。只不过二十年来我们按了快进键，把人家一百年的路走完了。”

某种程度上而言，学生时代也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既单纯又复杂，那正是历史的真实。“跟今天一模一样，世故的永远世故，高贵的永远高贵。”

这三十年来，朱叶青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代人用体制权利和江湖游戏去抢占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和商业高点，所以他始终一意孤行，坚持着自我信念。

朱叶青还记得毕业离校那天，他一手提书一手提哑铃，出门时被一捆画挡住了去路，那是他的课堂作业，在敦煌临摹的画也在里头。腾不出手，他想也没想，就用脚尖把这捆画拨到一边，离开了宿舍。

美院毕业后，朱叶青没再画画。在北京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也在1987年辞职了。对于今天大家都在追逐的东西，他没有欲望。“我是中国第一批私营企业主，挣了钱，但是没有快感。”

朱叶青自诩今生打交道最多的人都是中国农民，从事文物买卖的贩夫走卒之辈，也就是朱叶青真正敬重的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特殊阶层，因为“他们能给予我的不仅是古董，不仅是知识，更主要那就是中国历史本身。”

如今他娶妻生子，做了一个世界上最纯真生命的监护人，有一天他四岁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是不是很老了？”朱叶青说：“是啊，我是老来得子。”他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思维比他更犀利，生命力更直指本质的人，长江后浪始终生生不息推动着前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