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蛇口还只是个黄沙遍地的大工地。1979年1月31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集团全资建立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地区，在这里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先进理念，也吹响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声号角。很多年轻人在八十年代初参与了蛇口轰轰烈烈的建设，陈难先和余昌民就是其中两位。在他们的回忆里，蛇口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梦，有过自由、平等、真诚和理想，但一切都随着时代浪潮的推进改变了。

不论出身，人人平等

1980年1月25日，站在蛇口的蓝色海湾前，时任交通部科技司司长高原对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感叹，“这个地方好！可是，有钱、有地，就是没人。”袁庚无奈地说，“我们办工业区，向外招商，若没有一批熟悉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制度的经理层人才，人家怎会前来设厂呢？”

袁庚说动国家领导人及中央组织部支持，亲自到全国各名牌大学招聘“大大小小的冒险家”到蛇口来创业。陈难先算是其中的一位“冒险家”。出身地主家庭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有机会创办四所深圳市重点学校，而且还入了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去了蛇口。

1982年，毕业于北大西文系的陈难先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书，时任蛇口工业区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教务长的大舅子韩邦凯，给他来电话，说培训中心二期培训班需要一位英语老师，工资是一百六，比他现在多了九十九块五。彼时家庭经济压力过重的陈难先，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陈难先对蛇口并不陌生。在韩邦凯时不时寄来的信里，他能感受到那片土地跟内地的不一样。首先，这里的物质环境很简陋，到处黄土朝天，有简易房，野外挖个坑再加两块木板就算厕所。其次，这里有开放世界的激情：四个香港电视台播放着一部部“人性化又轻松”的电影，撩拨着看腻革命电影的陈难先。

但在他心底，跟每个月多拿九十九块五的海外电影比起来，蛇口最让他向往的只有一点——没有阶级斗争，有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这里的管理理念是尊重知识。领导对年轻人才很重视，经常在培训班上组织年轻人讨论各种思潮，热闹得很。”三十年过去了，陈难先清晰地记得韩邦凯描述的美妙画卷。

因出身地主家庭曾被讥讽为“狗崽子”的陈难先，一直觉得自己“没用，没人要，没前途”。初中成绩名列前茅，他却不能入团，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被班主任定性为“思想问题”。1962年的高考，他的第一志愿是复旦新闻系，同样因为出身被排斥，“党的喉舌，怎么能要狗崽子？”但他还是幸运地钻进了时代的细缝——那年正逢北大只凭分数招收学生，他考上了。

蛇口没让他失望。南下深圳后，38岁的陈难先准备在蛇口工业区当英语老师。当时的蛇口工业区各项建设都刚起步，就像个大工地，而且从生活到物资样样都在国家计划之外，连食物都要进口，餐餐只有出口转内销的鸡翅。教育建设更是迫不及待，领导找到在黑龙江中学教过十年书的陈难先当校长。想起多年受到的排挤，陈难先诚惶诚恐，但还是干开了，1983年，育才学校宣告成立。学校仅有一栋三层教学楼，460名学生，15个小学和初中教室。“只要是蛇口工业区员工子女提出读书申请，学校都会接受。”他回忆起，当时工业区一位老顾问的孙子要来读书，被他拒绝了。“资源有限，学校只收员工子女。”

出乎意料是，陈难先还入党了。之前不是党员的陈难先去内地招聘老师时没有资格看人档案，每次出差，都要配上个党员专门审资料。党委书记找到他的直属领导：“让陈校长入党吧。只要他愿意。”

八十年代的蛇口工业区，跳出当时体制内使用人才的出身论，陈难先不再受命运摆布，他开始能按个人意志去奋斗。“在那样一个年代，只要有人信任你，给你工作，你恨不得把全部的才华和能力都掏出来干。”

畅所欲言的理想之地 

八十年代的蛇口工业区被称为“改革的试管”。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都是从蛇口开始的。

一切崭新，却也带着可能失败的危险。有一些内地来的新人谨慎地保留着原籍户口。但也有一些人，放弃了体制内的安稳前途，彻底把自己抛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余昌民便是其中一员。

1979年，余昌民考上清华经管系研究生，随即被派往日本研修现代化企业管理，他是按留校任教的模式被培养的。从日本回来的余昌民，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经济体制改革最前沿的蛇口工业区让他心动不已。他设想他可以在这里进行塑造国企员工敬业精神的实验，“在日本，员工们自觉加班，科长都很少在家吃晚饭。春假暑假，班组长都会提早两天到岗做准备工作”。

他去拜访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两人谈美国、谈日本，琢磨的都是如何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余昌民决意投身蛇口。1983年7月，余昌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同来到蛇口。袁庚给清华刘达校长的感谢信里写道：“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看清华桃李满天下，工业区将深受其惠。”余昌民到蛇口后，历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九十年代任总经理助理，成了袁庚的左膀右臂。

早年的蛇口人和政清，如袁庚所追求的，人们的自信加强，能力大幅提升。余昌民修订的一篇《研究室公约》反映了蛇口当时的氛围，后来被称为“史上最牛的办公室公约”，在全国不胫而走：“ ……我们都是自己的主人，理解自己担负的职责，勇敢地对工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为自己的坦诚自豪，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尊重他人和享受他人的尊重，庆幸地省去许多耗费生命的烦恼……”日后好几个蛇口人都说，他们是读到了《研究室公约》，才选择投奔蛇口的。

1984年，蛇口开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蛇口模式”下，很多政商管理的理念与实践至今仍有价值：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事实上，蛇口工业区并非只是一场经济改革，它还进行了一场政治民主的实验。袁庚在蛇口首先向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刀。1987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进行了董事会的民主选举，一系列董事答辩会上，人们会提前占位，现场气氛热烈，有一次下面有人提问候选人：你弟弟是包工头，你们之间会不会有猫腻？袁庚的一句话让余昌民印象深刻，“民主选举，就不会有某位京官或者太子到蛇口为所欲为的可能。”

袁庚大力提倡在报纸上实施舆论监督，为蛇口“以民主为重”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验打下了思想基础。采访中，上八十年代末在《蛇口通讯报》做记者的谭子青感慨：“那个年代，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份这样敢说话的报纸。”《蛇口通讯报》曾举办以“寻找蛇口真正的男子汉”为题的“新闻沙龙”，不论有无官衔，一律平等，畅所欲言，来一个“男子汉聚会”。“只要一不反对共产党，二不反对宪法，什么话都可以说，绝不以言治罪。”

一切归零的梦醒时分

蛇口的黄金八十年代像是一场美妙的旧梦，余昌民、陈难先们回顾的表情带着迷离和忧伤。对他们而言，梦醒时分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

1987年，政企分开在全国拉开序幕。同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董事会取代原工业区管委会。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成了民主实验的尾声。之后，工业区的“头头”，恢复了由其“婆婆”———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一夜之间 ，“蛇口精神死亡”论四起。

在余昌民看来，若要实施比较健全的选举，规范、周密、宣传、组织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普及民主选举的知识，提高选民意识。1993年的那场选举，他看到了现实中的弊病：产权关系不清，标准不明，党政工团一起比赛知名度，参与群众营营于自身利益……他有点心灰意冷了。

1994年，余昌民总经理助理工作任满，他请缨管理蛇口文化，却深感失望。他在博客写道，“当千人干部大会结束后漫然散去、对特意准备的国际获奖精品电影《黑骏马》不闻不顾的时候……耳边一个声音说：‘你可以放弃蛇口了。’”1998年，他辞去了蛇口工业区的职务，成为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现已退休。

陈难先对变化中蛇口也格外失望：“官僚化重新显现，不再是以才干论人。”此时，命运的吊诡本质显露无疑：蛇口希望在体制外另造一套东西，却以失败告终，它再次回到了体制内。这趟历史的颠簸，让身处其中的人受到伤害。

“你知道现实有多么无情吗？2002年，在曾经创立社会保险制度、早于深圳市社会保险近十年的蛇口，大家的退休金一概享受企业待遇，标准竟远低于深圳市同类人员。这就是改革者的宿命吗？” 余昌民唏嘘。陈难先也是受到伤害的其中一员。2000年9月，育才学校移交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按体制内的编制政策，陈难先作为重点中学校长退休，本应是相当于副高的退休待遇。但是，“一切归零，永远停在了1982年的副科级”。

“回归企业”之后，蛇口工业区正在被打造成服务于招商局核心产业的优秀“社区”。 蛇口精神还剩下什么呢？这些老人常常思考。余昌民的答案是：“蛇口也许压根就是一场梦，但是毕竟，从蛇口这里，中国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陈难先试图将蛇口的公民精神坚持下去。这些年他当深圳市和南山区的人大代表，只提环保的议案。前几年，他带着市民到香港反对在元朗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他们成功了。他遗憾的是，这次的抗议是月亮湾社区的市民发起的，蛇口人只有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