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八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

1984至1989年，在它存在的短短五年间，它成为一个“另类”——身处“体制内”，却有很大的自主权；是官办机构，却有相当的思想自由度；一群下乡、当兵回来的年轻人，却对政策制定起了重要作用。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共和国总理和年轻人谈国家大事，是第一次。”

那是一个年轻人能够参与决策研究，能够经常向国家领导人建言的年代。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北京，有一批上山下乡回城青年和大学生，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农村、改革，着眼于中国将向何处去。他们利用假期做调研，自发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的热忱得到了高层的回应，到了分配工作的时候，便把“农发组”挂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的名下。

由此，以社科院为策源地，后来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王岐、黄江南、朱嘉明，他们针对有关调整与改革之间的问题，联名写就的《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受到了高层的重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请他们去中南海，据说第一句话就是“共和国的总理和30岁以下的年轻人谈国家大事，是第一次”。

当时的“农发组”，在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的带领下，自1982年起连续起草了5年中央一号文件。农村改革上的进展促进了城市方面的改革。1984年，原来的“农发组”一分为二成立两个所：一个是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专门从事城市改革的研究，另一个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

体改所最早的所长是高尚全，但半年后高尚全升任体改委的副主任，由陈一谘担任新所长，王小强为副所长。年过四十的陈一谘作为体改所的“老人”，早有“叛逆”的前科：在六十年代，他曾写过一封“万言书”上达中央，就所谓“反修防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见，被康生点名思想反动，从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沦为“反革命分子”。“文革”后期，陈一谘被分配到河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他用丰富的农村实践经验成为“农发组”的“调查带头人”，体改所成立后，自然大兴调查之风。

1985的2月和7月，体改所的成员白南风和杨冠三就“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进行了调研，最后把结果提供给了高层的决策机构。他们把改革看做是上下呼应的一个过程，没有把改革当作是上层主体的单方面行动，而是为改革研究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这次调查也成为了经济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密切结合的典范。

莫干山会议后，“中青年”成为时代新词。

体改所的调查研究，除了获取真实的社会情况外，也与百姓打成一片。

1987年1月举行一次“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知识竞赛”，通过笔答产生了1132名优胜者，前12名再参加电视演讲赛。这场知识竞赛吸引了近十万名各界人士参与，体改所的老所长高尚全为获奖选手颁奖，最高的奖品附带可以参加体改所的调查。据闻，在上海还曾经有过这样的职业调查，问哪个岗位、哪个方向是你们毕业以后最愿意去的，结果就是体改所。

关于体改所，不得不提的是发生在1984年9月3日至10日的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当时，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这起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它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这是一次无可复制的会议。确认代表资格的方式不论资历新老或职业高低，亦不讲名气和关系，而是凭实打实的论文水平说话。当时，会议组织者从全国各地选拔了124名中青年经济学者上莫干山开会。菁英汇聚的莫干山，一时成为全国的舆论焦点。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后，与会者完成并上报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等七份专题报告。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实际问题出发，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后来担任了体改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的张少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结缘体改所。后来，他回忆起体改所的岁月时说：“作为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用我们刚刚学懂的知识，就能为国家出力，想不兴奋也难。”

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时代新词。

1988年，体改所和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由中信国际所副所长朱嘉明任主任，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凝聚了理论基础。

体改所只存在了五年。它本身的定位和八十年代末的政治拐点导致了其短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