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八十年代”这个关键词密集出现在各类书架上，2010年出版的《我与八十年代》是其中“晚到”的一本。作者马国川说：“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已经出版了，那是本偏重文艺的访谈录，而我的这本《我与八十年代》则偏重于思想领域的交流。”

谈及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领域，陈丹青的看法显得颇为冷静，他认为那个时代只是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记忆，如此而已。客观地看待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各方观点，其实只是一些“回到”常识的观点。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常态而保留。但那个时代的激情与理想主义仍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当它只是昙花一现时，便更是令人一再回首。

思想界史无前例的活跃

其实有赖于前面二十多年的积累。

马国川生于1971年，“1989年我参加高考，当秋天走进大学校门时，我不知道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虽然对我来说仅仅是开了个头”。他一直记得大一进校时，学校图书馆的黑板上写着：以下这些人的书籍不准借阅。“这些人包括李泽厚、刘再复等人。我好奇，就根据那串所列的人名去找他们的‘禁书’来看。”

转眼到了2008年，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作为《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马国川希望能够独自梳理一下改革开放的思想源流，于是开始着手采访一批塑造了那个年代改革气质、参与了改革的进程的知识分子。他采访的12个人中，除了在思想学术界有影响力的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等人之外，还有张贤亮、韩少功，这两人作为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八十年代的思想领域也曾引发过波澜。

马国川定义的“思想上的八十年代”实际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的，“高考恢复之后，年轻人才有正常的发展渠道，社会流动才重新开始，个体才开始有小心翼翼的独立思考”。整个六七十年代，全社会都在掩埋、扼杀思想的任何萌动，但是学者私下的思考和研究却并没有停止。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开始写于1961年，到1966年初稿完成时，文化大革命爆发，手稿被抄走。一直到“文革”之后，该手稿才被追回重新出版。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在1972年动笔，完成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地震棚中。一旦适时，埋藏于地下的思想便喷薄而出。八十年代思想界史无前例的活跃其实有赖于前面二十多年的沉淀、积累。五十年代反右开始，整个社会的荒谬在愈演愈烈，对此反思的力度有多大，思想就有多深刻。

激情就是开启八十年代灵魂的钥匙。

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年代，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能够卖到二三十万册，连公共汽车站的售票员都在看萨特，就像一个被窒息很久的人，突然可以自由呼吸时，便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文化热”、“美学热”是对漠视文化、压制知识分子思想的强烈反弹，一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能卖到三万册，后来，李泽厚在访谈中也说：“时代使然吧。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学术著作，没有八股腔，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关注。”

喷涌而出的新思潮同时也面临着各种遏制的阻力。王元化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自己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那两年，“新思潮”的推进不时会遭遇“刹车”甚至倒车的威胁，逢凶化吉看似大势所趋，其中的诸多痛苦也只有当事人才可知。而且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的激情在市场经济大潮来临之前迅速退潮，就像花朵一样，在还没有全面盛放便在仓促之间结束了。在马国川的书稿完成之后，李泽厚和刘再复曾经建议书名改为“八十年代：激情·理想·梦幻”。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特点，“激情就是开启八十年代灵魂的钥匙”。在如今这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八十年代的这些特质很容易让人怀旧，以致很多人认为八十年代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好的十年。

“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而是不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我与八十年代》的封面是：挂着巨大毛泽东画像的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上正在进行着时装表演。马国川说：“这就是八十年代，照片很好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开放度。”八十年代，中南海一度都是开放的，大家可以按照固定路线像逛公园一样游中南海。但是，马国川前段时间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散步，才走了几圈就被查了身份证。“1992年，我在河北上大学，暑假来北京玩，累了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铺了报纸睡觉，现在应该是不太可能了。”这让马国川十分感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看起来是越来越开放，很多人走出国门，留学、旅行，但是另一方面，思想领域上的开放姿态大不如前。”《我与八十年代》一书最终没有使用农业部部长何康的一张照片，八十年代，他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现在应该很少有官员会这么做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很多思想领域的活跃分子渐渐沉寂，他们逐渐苍老、远去。2008年，王元化在病中接受马国川的采访，稿子还未刊出便去世了。《我与八十年代》出版时，正是奥运前夕，大家都沉浸在“大国梦”的狂欢之中，人们对于反思过去没有多大兴趣。马国川不无悲观地说：“都说古罗马是面包与马戏的时代，其实中国当下便是古罗马。”但是，狂欢持续的时间很短，奥运会结束后不久，便曝出了“三鹿奶粉”事件，仿佛是给乐观主义者的当头棒喝。马国川说，《我与八十年代》并不单纯是一本怀念与回顾的书，同样包含了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的思考，他一直记得李泽厚的那句话：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是不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书摘：

王元化：我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今天有必要对它作出清醒的再认识再评估：一是庸俗进化观点，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能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是指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形成了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