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曾经怀念:“第五代出道初期,都是团队作战,那是非常让人难忘的一段时光,但那种团队作战一去不复返了。”当“第五代”在八十年代集体亮相时,有人说:“这是中国电影的一次基因突变。”
1982年,张军钊、张艺谋毕业分配到电影制片厂,次年拍摄出《一个和八个》,艺术上的创新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1984年,陈凯歌和张艺谋共同署名的《黄土地》,更新了世界对中国电影的认识;1986年的《大阅兵》,最后一部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拿下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
作为《黄土地》和《大阅兵》的主演,王学圻回忆起八十年代来,语气仍然激动:“一下子给我注入了特别不一样的理念和审美,和我以前看到的所有电影都不一样,我那时刚接触电影,他们就给我上了中国电影的综合一课。”当时的王学圻还没能察觉到“第五代”这个词的意义,他只是有一种感觉:“他们拍的是不一样的电影。”
“生活的艰难,他们全体会到了。他们在电影中所追求的那种细致,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刻画,一句话一个叹息,就能让你心里有感觉,这是现在的电影远不能及的东西。”
1984年,在空政话剧团工作的王学圻还只演过一部电影——李少红的妈妈金淑琪导演的《通缉令》。刚毕业的陈凯歌因为这部电影看中了王学圻,他们有自己的明星标准:“走街上一看,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一看就是文工团的,坚决不能要。现在我们把这种表演方式称为‘低调的表演’,但那时候没人相信。”其实更早之前,张军钊和张艺谋的《一个和八个》原定主演也是王学圻,因为他正上着一个话剧,就没合作成。
那时候陈凯歌和张艺谋还称王学圻为“王老师”,王学圻回想起那时候的他们:“陈凯歌、张艺谋、何群,当时他们三个人刚从学校毕业,急于想证实自己,想有所作为。在同一个组里,他们三人确实很激动,因为在学校里的时候,他们就曾有过这样的梦想了。”
虽然“喜欢跟抱着志向的三个年轻人一起工作”,但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学圻并没预计到《黄土地》的与众不同:“我只是能感觉到他们对电影抱着一种志向,我当时理解不了,因为我那时候对电影不太了解,对我影响比较深的都是八一厂那些片子,熟悉的都是老一辈的电影导演,比如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而更多的电影事业,当时的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就觉得年轻人吧,可能是这样。”
《黄土地》开拍前,王学圻被空政话剧团派到广州演话剧,为了把他从剧组调出来,陈凯歌和张艺谋特意去了趟广州。“我记得他们来广州流花火车站见我,蹲在条凳上吃饺子,凯歌一边吃一边特兴奋地说着这电影,艺谋也特别激动。”王学圻记得的,还有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我们吃完饭余兴未减,到流花车站二楼一个商店瞎逛,广州那时候卖的东西比内地高档,我记得挂了一件美式的夹克,才50多块钱,但我们几个人加起来现金没那么多钱,可是呢,我们就在那儿看了20多分钟,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艺谋是最欣赏的。”就是这么一个创作团体,在生活上要求得极简单,当天晚上四个人挤在一个酒店标间里,加了一张钢丝床,还得有一个人打地铺。
“他们在那个时代拍的东西,是真正的作品。”王学圻说,这是第五代留下的东西,“生活的艰难,他们全体会到了。他们在电影中所追求的那种细致,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刻画,一句话一个叹息,就能让你心里有感觉,这是现在的电影远不能及的东西。”
“有天早上我们去黄河边上看外景,天蒙蒙亮,黄河水好像不动似的慢慢流着,但是当一个老汉挑着水上来,他们几个眼睛都湿了。他们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么过的,在这么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结果,这种东西在他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类似这样戳中泪点的时刻在《黄土地》还有很多:“凯歌说中国农民最痛快的时候,就是喝小米粥稀里哗啦那声音,拍那场戏的时候,他听见那声音就掉泪了。”
《黄土地》的剧组在深山里专门开了一个窑洞,地址是张艺谋选的。“当时是四月,我记得山慢慢绿了,一条路去拍了好几回都没拍成,路不够旧,因为是那几个人长期走的路,一定要是中间白两边黄,得有好几个层次的颜色。那条路搁了好几个月,雇了好几个农民每天在那儿来回走,非常严格。《黄土地》里面,所有山上的路,全是我们踩出来的,美工踩个样式以后,制片主任带着大伙一边唱着歌一边来踩。”也会有这样的时候:拍着拍着,张艺谋没了,一找,蹲在镜头前拔草呢。
“我能感觉到,那个年代的东西,那种感动的东西,慢慢别人会不理解了。”
1985年,王学圻又出演了《大阅兵》,这也是最后一部同时有陈凯歌和张艺谋署名的电影。“《大阅兵》在所有的军事题材里,都是独一无二的。那部电影里对部队的揭示,对部队战士的揭示,甚至对一个男人战士的揭示,比现在很多军事题材要感人得多,现在很多同样的题材,都没那个劲儿。”
在军人出身的王学圻看来,《大阅兵》真正触及到了军人的灵魂:“有一场戏是我听说前线下来一批大脑受伤的战士,到医院去看他们,医生带我上顶楼,他们冲着我笑——台词不多,我看着他们,一帮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都被打傻了——哎,当兵的,这就是战争的残酷。”陈凯歌和张艺谋为《大阅兵》创作了一首歌,王学圻到现在也能随口背出歌词来:“大寒大暑大饥大渴雨雨风风,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在我心中。军人的苦军人的光荣,为中华壮大,为天下太平,我要说一声:好男要当兵。养兵千日一时用兵准备牺牲,万千男儿上阵能有几人生,军人的血军人的光荣,为中华壮大,为天下太平,我要说一声:好男才当兵。”当时好多战士都把这首歌词抄在笔记本上,“如果凯歌和艺谋他们对部队没有深厚的情感,写不出这样的歌词来”。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王学圻见证了“第五代”被承认:“记得我们看《黄土地》的首映式,好像是在中央新闻厂,请了很多观众,当时我们几个都在外面站着,他们很紧张,听到掌声以后,抑制不住兴奋。后来在电影学院放映也是一样,观众都是老师和师弟师妹,从片尾音起到出字幕,全场都很静,他们紧张得不行,突然掌声响起来了,他们三个那种第一次被认可的高兴呐!我理解没他们深刻,我只关心人家以后是不是能认出我来。”
“八十年代的第五代,想的是‘我要拍不一样的电影’,娱乐性的东西,他们不会考虑。他们考虑的是人和社会的命运,是一些更沉重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使命感。”《黄土地》出来以后,也有一些争议:这部电影是不是反映了国家的愚昧?“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一段过去我们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拍不了解的东西呢?就为了把中华民族的一段故事给大家看,中华民族不能总是天天躺在床上抽大烟的形象,应该是张扬的农民,一旦觉醒,意义非凡。”王学圻还记得,在柏林电影节上播出以后,外国人很惊讶:“他们以为中国人还穿大褂,天天抽大烟呢。”
八十年代的“第五代”,还没被商业化:“没有考虑过票房,没有考虑过后期宣传,这都不是他们的事。”八十年代的演员,还不像今天的“明星”一样被赋予很多周边价值:“我那时候一天5毛钱补助,拍完《黄土地》也才200多块钱。”
“我能感觉到,那个年代的东西,那种感动的东西,慢慢别人会不理解了。”在王学圻看来,八十年代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辉煌的年代,“那时候人们看电影,得换衣裳,是一件大事儿,礼拜五看电影,从礼拜一就开始高兴。那时候的人们对电影非常专注,更多是人生的命运让人感动,现在的观众是来找娱乐,理念已经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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