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都知道硅谷,这个位于旧金山以南的地方是世界IT业的心脏,是世界上创业者密度最大,创业失败率最高的地方,在硅谷获得成功就意味着赢得世界的喝彩。1979年,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陈春先穿着特意购置的西装以民间访问者的身份来到硅谷,他当时一定没有想到,这趟旅行会把自己推向另一条路,也会在中国催生出另一个硅谷。
硅谷的了不起在于它建立了一个把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起来的机制,而中国的硅谷就在白颐路上起步。
在硅谷,陈春先被那些由教授和学生创办的小公司迷住了,他在一个地下车库里听接待者讲述了惠普和苹果的故事——它们都诞生于车库。他后来对记者说,硅谷的了不起在于它建立了一个“把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起来的机制”。陈春先把这个启示记在心里,带回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西侧就是白颐路,几年之后,它被称作电子一条街,再后来,在各类报道中被称作中关村的发迹之地。
从地理上看,中关村是由永定河冲积而成的一个小平原,和远离旧金山市区的硅谷截然不同的是,它距离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只有14公里。1949年建国时,中关村的原住民不过70余户,以务农为生,坟墓占据整个村落1/3的土地。经过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之后,它摇身一变成为远东地区最庞大的科研教育基地,拥有42个研究所、67所大学和至少35个军事机关。这一改变和优厚的地理位置促使白颐路出现商业气氛,为日后中国硅谷的崛起埋下伏笔,陈春先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在白颐路上开业,启动资金200元人民币由北京市科协提供。
陈春先和伙伴们在第一年赚到了3万元,给每名员工发了15元钱奖金,这在1980年堪称巨款。不过,这3万元似乎是陈春先创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后他的公司名称一变再变,却一再亏损,难以在商场上立足。他一面是被尊崇的中关村之父,另一面却是一败涂地的创业者。这似乎是中国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在那个时代的显著区别,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从10年前起就几乎都身兼某公司的经理之职,而从中科院里出来的陈春先还没来得及冲淡身上的学究气就领教了商业世界的残酷。
陈春先倒下了,而中关村的第一个成功者还没有出现。
在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下海参与商业游戏,中关村吸引的也远不只是志存高远的人物。
中关村的进化和中国同步,确切一点,是和世界同步的。1983年年末,《时代》周刊选出了当年年度人物——微型计算机。同一年,28岁的乔布斯成为美国最有钱的400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在他麾下还有全美数量最庞大的“百万富翁群体”,苹果电脑成为当年的明星产品。在中国,粮食供应连续4年增长,10亿人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中央决定把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中南海表态,如果科研机构再做不出可以创造效益的产品,就将削减科研经费,中关村里散兵游勇的机会来了。
媒体也在鼓励科学家下海创业,一个叫任稚犀的记者到中关村转了一圈,写出了《开创中国式硅谷的探索》一文,发表在1984年9月的《北京日报》上,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为中关村摇旗呐喊的记者。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微型计算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更不知道1974年,一台载有英特尔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就在北京的一个展销会上亮过相,不过,一个叫柳传志的人在1984年10月悄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打算在计算机上有所作为——和陈春先一样,他来自中国科学院。
柳传志的公司在中关村的一间小平房里成立,在他成功之后,这个房间被当做联想的起点载入史册。但对柳传志而言,真正有价值的是,他从中科院计算机所争取到了3条权利: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招纳计算机所职工;所有职工可以带走自己的研究成果供柳的公司无偿使用;所有公司员工仍然享有在计算机所的所有待遇和保障。这些无不显示出柳传志的高明之处,他的公司抓住了新时代的机会,又得以继续享有旧制度的稳定。
1984年中国商业还在发生另外一些里程碑式的大事件,王石在深圳创业,张瑞敏在青岛创业,上海飞乐音响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只公开股票。在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下海参与商业游戏,中关村吸引的也远不只是柳传志这样志存高远的人物。一个在白颐路土生土长的居民谭左亭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从小到大都在路口的一个点心店买面包当早餐,有天早上,几个小伙子把点心店的招牌摘了,把一大堆电子打印机搬进去就开始营业了,连营业执照都没有。”她的话里满是怨气,到2005年记者再回访她时,她已经是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的总经理,张口就是贷款、利率和保证金,和当年那些小伙子一样,她的人生也因为中关村之变而变了。
所有改变都来得顺理成章,根据《人民日报》的描述,八十年代初,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每月8元,一个初进工厂的工人月薪为18元,两年之后可以达到31元。本科毕业生每月工资56元,经过多年苦熬后有可能把工资提高7元。但如果你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并且已经拥有20年以上的资历,月薪可以达到105元。如果你是一个拥有顶级技能的熟练工人,月薪为108元,但直到退休,工资不会再增加一分钱。这样看来,发生在中关村里的下海故事和其他地方别无二致,所谓的创业家精神归根到底是对财富的渴望和冲动,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关村人知道地球另一边有硅谷这个地方,他们崇拜并向往,这让他们和世界的商业趋势更同步。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栋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中关村公司的成长之路。
以1984年柳传志创业作为中关村规模扩张的起点,它在接下来的几年间都成绩斐然,1987年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有148家,1988年增加到372家,到1989年末,已经接近900家。
众多日后的商业领袖也在这几年间破茧而出,倪光南加盟柳传志的团队开发了汉卡,让计算机可以输入中文,它一问世就遭到疯抢,在一场展销会上,定价2900元的汉卡被人以3500元的高价抢购一空;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儿子王之创立了长城公司,他在湖南建立了中国第一条微型计算机生产线,开创了贴牌潮流,所有部件从国外进口,然后在中国组装,贴上长城商标之后就以每台过2万元的价格出售,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人20年的薪金;一个叫万润南的人发现人们买了计算机之后只是用来打字,他趁势开发了电子打字机,同样从国外进口部件自行组装,成本4000元却标出13500元的售价,毛利率超过300%。中关村在八十年代的历史就这样被不同的公司行为分成两条线,一条是技术创新,一条是投机性的贸易行为,这两条线延续至今。
1988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落成,这块1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多年来,民间开拓色彩一直是中关村的标志,现在,这种色彩开始褪去,自发和游离于政府意志之外的白颐路被纳入了官方轨道,借以打消对民营经济的疑虑。“中国硅谷”的概念得到政府认可,也被媒体重新提及,《光明日报》说:“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看到我国经济腾飞的希望和前景。”《经济日报》也表示:“它(中关村)正在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日报》更关注现实:“自从科学家们纷纷在该区设立公司以来,该区的房租价格已经飞涨。”看起来,多年后困扰中国人的房价问题提前在中关村上演了。
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很多在中关村活下来的大公司都搬进了新的写字楼。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栋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之路。和硅谷一样,中关村的创业公司永远是成功者少,失败者众,《中国的新革命》作者凌志军说:“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失,有90%在5年内消失,有99%在10年内消失。”但所有的成功和失败交织在一起才是中关村的故事,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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