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抽样调查资料推算,1984年末全国人口为103604万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214.7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357亿元。”这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这一年4月6日,居民身份证制度开始施行;7月20日,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11月11日,解放后首家外商独资企业由美国人在上海浦东成立。
先用一个四川人的荒唐来描绘一下1984年为何称为公司元年。那年8月31日牟其中第二次出狱,9月18日,牟其中匆匆召开复业会,最终定公司名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并将1984年作为公司的创始年。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牟其中充分发挥了天马行空的创业想象力,不停地注册公司:“中德企业管理夜校”,目标是成为培养商海巨子、企业家的摇篮;“小三峡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要发行股票;还有中德服装工业公司、中德竹编工艺厂、中德造船厂、中德霓虹灯装潢美术公司、商品房建筑公司。当然,还没有等到1984年结束,他的项目基本都半途夭折。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挂的一幅《好猫图》,横批“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初现端倪。
同样是走路,不同的人走,效果就不一样。1984年1月,邓小平到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走了一圈,题了两句话,为深圳在八十年代的崛起注入一剂强心针。1月24日那天,正在倒卖玉米的王石骑着自行车路过深圳国贸大厦,看到很多警察和聚集的群众。那时邓小平正在国贸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王石说:“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同一天,苹果电脑公司发布了麦金托什(Macintosh)家用电脑,被认为是个人电脑大众化的第一日。4个月后,王石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便是后来红遍中国的万科的前身。
1984年以前,深圳是个异端,传统势力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也到了高潮。北方一党报发表文章《历史租界的由来》,暗示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甚至有来参观的老干部评价“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
邓小平到蛇口工业区视察时,创始人袁庚汇报说,要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为工业区的口号,“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邓小平没有直接表态,而是在回到广州后,写下这样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巡起了一个市场经济中国——后一次是1992年,巡起了一个Made in China。在这次南巡中,邓小平说,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沿海特区搞好了,收入就可以高一点,可以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中国的开放格局随着这一次南巡迅速扩散,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改革,又前进了一大步。
步鑫生成为一个神话般的商人,以至于他的经营理念被塑造成“步鑫生模式”供大众研究。
1984年,一种商业意识开始在珠三角萌芽。在广州街头的大排档可以看到这样的告示:“顾客请注意:如发现茶杯无消毒的奖伍角”。在后来的珠三角四小虎之一的中山市,广东品牌第一次以时尚品的形态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中,一则以“献给母亲的爱”为诉求的真情广告使有电视的家庭感觉到:原来电视也可以不说教。这家由中山市石歧农械厂转型而来的洗衣机厂,在1984年设计出后来成为经典的双桶洗衣机来。以技术和产品为先导,成为后来珠三角产品红遍大江南北的重要策略。
与此同时,中华大地还流行着一种树榜样、立楷模,穿城走巷做报告的宣传模式。这一回被树立为楷模的是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与大部分当年的改革者一样,他们需要用强大的反对习惯的执行力,来完成这个年代我们认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步鑫生首先“打破大锅饭”,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然后抓质量,做坏一件衬衫赔两件。“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这是当年步鑫生风靡一时的流行语。步鑫生还重视渠道建设,每年都开订货会,邀请全国百货商店的负责人到海盐,吃住行全包,每年花巨资8000多元。步鑫生讲求工作效率,在很多人还没见过飞机的年代,就已经坐飞机到新疆、广州、厦门等地谈业务。
这个300人小厂的产品很快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在新华社报道和胡耀邦批示的推动下,1983年下半年,步鑫生的事迹陆续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成为当年的马云。1984年4月8日上午,上海青年宫。缺了两只牙的步鑫生与上海的青年企业家座谈报告经验,他告诉在场的青年企业家,“不要怕戴紧箍咒,不要怕戴帽子”。
名为《请给我们松绑》的文章登载在《福建日报》上,成为当年最轰动的企业事件。
至少在八十年代的头几年,还没有人把厂长或者说后来的企业家看作光鲜的职业,他们还只是官僚体制里的一个棋子。资产是人民的也是国家的,就不是他们自己的。对这一点,那一年被派到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的张瑞敏会很有体会。张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
工厂的资产与债务相抵还亏空147万元。也许其中不少是被员工“顺走”的,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有一条“不准哄抢工厂物资”。但在过去的观念中,工厂的就是人民的,员工们顺点东西习以为常。规定出来以后,仍然有人扛走一箱原料,张瑞敏当天就贴出布告开除这人。这才制止员工的哄抢行为。但“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这条还是很难执行,这种行为在国企里是“不被禁止而司空见惯的”。在张瑞敏贴出规定半年以后,随地大便才没有了,但随地小便的事尚难绝迹。
张瑞敏的烦恼,让后来人更好理解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的呼吁书。那篇名为《请给我们松绑》的文章登载在《福建日报》上,成为当年最轰动的企业事件。厂长经理们抱怨不断,“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
这55位厂长、经理要的权力主要是三条:一是人事权,除正职由上级任命外,副职由厂长提名,其余干部企业自行任免。二是财权,奖励基金由企业自己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得干涉。三是企业自营权,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去”。
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就经营者的自主权向资本方——政府部门提出公开的呼吁”。后来,3月24日成为“中国企业家活动日”。当然,这种呼吁也是得到政府部门支持的。5月1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些“权力”,其实就是市场经济中作为主体的企业的基本权力。这些前奏,最终引出1984年的主旋律: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第一次提出。从此拉开了“向钱看”中国社会的序幕。
那些中国商业世界中的巨无霸,海尔、联想、万科、四通、科龙、健力宝均创建于1984年。
商品经济就像一个运动场,需要有运动员。1984年7月20日,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第一批发行股票300万元,是为第一家股份公司。此后上海、深圳纷纷成立股份制企业,并以1986年深圳市发展银行的“原始股神话”激起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造就一批批的“杨百万”。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就在1984年年底出现在上海。11月18日,飞乐音响股份公司在《新民晚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消息: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发行1万股,每股50元。12月,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代理发行1万股,共计50万元,单位和个人的购买比例各占50%。但静安营业部地方小,发行人员就背着钱箱、股票箱到飞乐公司现场边收钱边发股票,可见当时情形的火爆。两年后,邓小平将一张50元面值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股票赠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约翰?凡尔霖。今天,这张“原始股”已经陈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橱窗内。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写道:“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我们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词汇互相试探和鼓励……1984年被称为 ‘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海尔、联想、万科、四通、科龙、健力宝均创建于1984年。”
1984年最大的动静是属于珠三角的,具体来说,是属于一个小县城三水的。李经纬可能是中国奥运营销的始祖。那年3月,一年利润不过几万元的三水县酒厂把目标定在8月份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厂长李经纬从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购进一个名为“促超量恢复合剂运动饮料”的黄色配方,命名为健力宝,并到深圳说动百事可乐公司为其代工易拉罐包装——当年,易拉罐是高档饮料的代名词。
4月,亚洲足联在广州开会,李经纬借机接触国家体委的人,把200箱健力宝搬进会场,引来惊叹,健力宝最终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随后健力宝戏剧性地被媒体说成帮助中国女排夺取三连冠的魔水。于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从此而生。
1984年是个充满想象力的年代,拥有配额、批条的当权者们以及拥有这些当权者人脉资源的关系户们纷纷下海,畅游商品经济的海洋。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商品经济会带来怎样乱象,在公司元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早有预言,相声演员马季说:“不抽我宇宙香烟,年轻人就搞不上对象!不抽我的宇宙香烟,学生考不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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