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来自那个物质严重匮乏年代。一罐猪油舍不得吃,吃饭时拿出来舔一舔,“那个香啊!”
物质匮乏经历成了他日后改革对策研究的出发点。自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他几乎参与了八十年代改革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从1980年到1984年,他先后参与起草了八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他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1982年底十二大报告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过程中,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央政策是摇摆的,1983年发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
1987年3月,他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说:“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面旗帜,反对‘西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是我党今后长期的任务。当前,突出反对‘西化’倾向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
这为党的十三大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
老徐分析说,当年共产党闹革命,一是靠利益驱动,打土豪分田地,跟着共产党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二是靠价值驱动,共产党代表正义和光明,吸引了无数有识之士、进步青年投奔延安、投奔共产党。对农民来说,主要是靠利益驱动;而党的精英分子,主要是靠价值驱动。他们不少出身地主、资本家,为了理想与信仰,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付出生命的代价。
毛泽东时代,以继续革命为党的意识形态,宣扬“穷光荣、富则修”的价值理念。邓小平时代,以发展第一为党的意识形态,宣扬“先富起来”的价值理念。但发展就是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吗?执政理念需要从经济第一转向幸福第一。这是老徐近年得出的结论。
近年他更关注人性的自觉复归,人的本质是追求幸福。他创办的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自2009年4月28日开通免费咨询热线以来,截至2013年5月31日,共接来电16062个,接待面询1201人次,QQ咨询48人次,成功避免高危机事件 27起,其中企图自杀案12起,报复家人案9起,报复社会案6起。
他说,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完整的人性追求,是幸福最大化的实现路径。
以下为老徐经历的部分改革事件,摘自他写的《我所亲历的中国经济改革》。
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是怎样形成的?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当时的经济政策方针还是“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
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设想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比如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等。
1980年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在那儿东拉西扯。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和我们这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价格双轨制的决策过程
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分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张维迎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至1986年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也是“双轨制”思路。
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最重要的是,一直有强大的反对派盯着。旧的一轨保留着,他们好接受,没话说啊!中国搞休克疗法,不用说别的,先把你休克!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股份制试点与股票市场的兴起
当时(1980年代末)搞股份制也得有勇气。王石找我要求万科上市,是为了摆脱上级公司的领导。他的上级公司是特发集团,作为直属企业,他随时可被罢免。王石想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发集团就是一个股东了。特发集团董事长袁陶仁也许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为名,反对万科改造为股份制。
那时,谁搞股份制,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我为万科上市,可以说是上蹿下跳。一是找李灏(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同志寻支持,二是找袁陶仁做工作,三是到万科做动员,四是为万科发行股票搞推销。
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股票发行也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1989年受“风波”影响,股价跌到低谷。
1991年深圳公开发售股票。凭身份证买认购表,再凭认购表买股票。当年成功地发售了300万张认购表。到了1992年8月10日如法炮制再次发售,就出事了。1991年买股票发财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1992年上百万人拥入深圳,收集了一大堆身份证,尽管认购表从1元一张,提高到100元一张,也供不应求。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游行、烧汽车,轰动全国,市长为此而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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