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罗力 1982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86年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副所长；1988年后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深圳市信息中心主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并于邓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1993年年底至今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新周刊》：你参加了1984年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当时你的感受如何？

李罗力：最怀念那种青年人的朝气蓬勃、一片赤忱，大家都想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为国家尽一份心力，真诚、热烈、坦诚、率真。对于学术问题，敢想敢于直言，争论得很透彻，每个人都真正在说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新周刊》：你觉得中国今后还可能出现这样的会议么？

李罗力：那次之后，就很少有会议能达到这种开放活跃的程度了，这可能是在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才会出现的。今后估计会很少了，当然我们希望还会有。

《新周刊》：1986年你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副所长到1988年调离，正好经历了“价格双轨制”的正式形成与“价格闯关”的失败，你如何看待当时的物价政策及其改革？

李罗力：当时我们对价格改革的形势判断还是过于乐观，特别是在“价格闯关”上，当时的局面很困难，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记得当时我们向领导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大概是说价格改革的条件还不合适，时机还不成熟，但是高层领导并没有认同我们的观点，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价格闯关”失败了，当时中国出现了严重通胀、银行挤兑，社会不满的情绪不断累积，这也与第二年风波的发生有关。当时我也发现了，在大学做研究和在国家部门做研究是不一样的，一些人在政府部门研究就是，领导有想法了，你做研究就是为领导的想法去找证据。

《新周刊》：你是邓小平“92南巡”的亲历者，是当时的“接待办主任”，你是如何看待小平同志的这次南巡的？

李罗力：我一直在各种场合中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转折点就是小平同志的“92南巡”。

1992年之前的三四年，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我们压力很大，当时国内是比较沉闷的，改革很压抑，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当时在场的我们，很激动和兴奋，一下子就感觉豁然开朗，看到方向了，压抑了很久的情绪一下子就释放了。因为小平同志的讲话把大的原则的问题都讲清楚了，比如说“不争论”、“肯定特区”等，一下子就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新周刊》：你感受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李罗力：在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是改革艰难闯关的阶段，这十年以改革为主，开放为辅，是由上而下的改革，首先国家在改，然后往下走，各种意见、想法、新旧、左右的斗争非常激烈。到了1992年之后，就是以开放为主，由开放来推动改革的阶段了，这一阶段的改革就要顺畅多了。之前我们一直走得很困难，现在一下子就风起云涌起来了。这是一大变化。

另一大变化就是此后开始真正以地方为主了，各地闯路子，然后中央肯定，再继续闯路子，是自下而上的。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深圳成了学习的典型，之后两年里，我的很大一项工作内容就是接待各省市、各部委、各军区来的学习考察团，然后他们把深圳的经验带回去，就这样，各省各地都成了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后来，法治环境、市场运作机制、政府行为、社会观念等都在潜移默化中变好了。

《新周刊》：从学者到政府官员，再到研究院领导人和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请问这样的身份转换和多元身份，对你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李罗力：我的很多工作，有自己选择，也有组织上分配的。像我们这样从“老三届”出来的，从上山下乡到文化大革命等，本身就经历过很多。到了“文革”结束后，有了机会和条件上大学，学到了知识后，很多人都有一种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担当，就是想为它做点事情。像我在上大学前，也做过煤矿的行政管理，对社会上的状态并不陌生，之后做了研究，做了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官员，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同时我也有机会对改革开放进行更多角度的观察。

《新周刊》：你怀念八十年代吗？八十年代对今天的启示意义是什么？

李罗力：确实怀念那个年代改革开放中青年人的热忱、勇气、担当，怀念那种改革开放的氛围。那个时候人还没那么复杂，穷，但是人们有理想，社会是积极向上的，关心国家，愿意为社会进步服务和牺牲。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种奋斗的力量、团结的精神。那时的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很宝贵，现在都大大淡化了。那时的官员腐败、人民矛盾、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等等，都没现在这么严重，总体上是有希望的。现在又必须得改了。

《新周刊》：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政治改革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李罗力：是到了一个必须政治改革的时候了，现在又是另一个十字路口。过去的十年，我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确实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各种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政治改革成为了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