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在八十年代，得益于政策开放，一批民营经济走出来了，在你的经历中，你对那时的沿海民营经济整体的印象是什么？

王志纲：八十年代，民营经济在沿海，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是草根；第二是揾食，同食同煲，第三是外来妹，北妹，农民工。八十年代沿海以广东为代表，市场经济初现端倪，草根几乎成了所有体制内的人的业余选择。最早是工程师，乡镇企业起来了，没有人才，没有知识，体制内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就通过周末到珠三角的民营工厂里帮忙，回来的时候拿点土特产，拿点红包，帮补家用。刚开始偷偷摸摸的，慢慢这种风气开始延续到更广阔的层面，一些胆子大的人开始办公司，收中介费。到八十年代中，草根揾食的现象就更加普遍了。

《新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王志纲：原因很简单，当时整个中国开始探索改革开放，探索市场化的道路，但出现了双轨制，体制一统天下不可能了。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概念，体制外在农村就是乡镇企业，在城市就是个体户。体制内出现了一批精力旺盛的、极富创造力的人，开始把自己的能力在体制外发挥。另外就是广东出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改革开放从沿海开始，国外大批的订单开始进来，这时劳动力就缺乏了，人口红利开始呈现出来。当时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广东，当时有句话叫“东西南北中，发财下广东”。与现在不同，那时到广东打工是要走后门的。

《新周刊》：那时人们的思想也发生急剧的转变了。

王志纲：对。伴随经济发展连社会风气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那时出现了“裤袋松一松，胜过一月工”，“一人脱裤，全家致富”等八十年代的语言，其实说的就是妓女，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其他的都是扯淡，什么都可以买卖的，性也可以买卖。

《新周刊》：那个年代的思想是很蓬勃的，开始显现出这种多元性。

王志纲：应该说是年轻的时代，那时的中国但凡是热血澎湃的人，就像当年投奔延安一样，都会跑去沿海，去改变命运。中国的年轻人都不满足于沉闷的生活，他们希望燃烧自己、释放自己，这个时候广东等沿海地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新周刊》：在你很多的报道、文章和纪录片里，都采访了很多民营企业家，你认为时代在他们身上烙下的烙印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和今天年轻的企业家有什么不同？

王志纲：最大的不同，是那个时候广东的企业家都戴着镣铐跳舞。当时我报道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企业家，大多数是国有的，像健力宝、白云山等，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戴着镣铐，但会按着市场化的鼓点跳舞。他们很多地方都有风险，打插边球，都是天生的冒险家。事实证明，十年二十年后，他们都谢幕了，谢幕后结局很悲惨，甚至被判刑，死掉了。那个时候体制内的企业家，是两栖动物，一边在体制内，一边在体制外，两边都在玩火。现在的企业家和他们比，已经没有了很多羁绊，想怎么跑就怎么跑，甩开膀子捞钱，不知要幸福多少倍了。

《新周刊》：在那个年代，沿海经济也发生了一些乱象，比如像震惊全国的海南汽车倒卖案，对这种在特殊年代下的乱象和曲折，你如何评价它？

王志纲：这是整个中国一下子走向市场化探索道路的时候，由于很多游戏规则不完善所产生的。问题是，所有的人做企业时，都需要原始积累，就是第一桶金。当时中央给政策，不给资金，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包括走私。但走私有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有的人在那里控制得好，是“温和的走私”，在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不危害社会的范围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得好听点叫给政策，利用双轨制来赚钱。

但你说的海南走私，它是最后控制不住了，变成全民走私了，什么人都参与，最后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所以它最后出事了。整个改革开放都是在探索，在是与非，模糊界限中摸索着过来的。聪明的人踩线不越线，就算是走私，也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愚蠢的人就越界，最后得出来收拾残局。这样的原始积累确实有争议，但是在经济开始增长的年代，它是避不了的。

《新周刊》：那个年代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是什么？

王志纲：八十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就在于它释放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松掉了捆绑在每个人身上的绳索，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农民兄弟，还是体制内谋生的知识分子，都叫你甩开膀子，按照勤劳真诚的态度去努力燃烧和释放自己，你就会充分地释放自己的价值。这就是市场经济最大魅力的地方。而在此之前，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排排坐，吃果果，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在市场经济下，至少在这个层面，每个人在竞赛场上都能平等地竞争，这就是市场价值的意义。

《新周刊》：据你的观察，民营经济下一步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王志纲：民营经济是中国历史上遇到了重大危机，被迫释放出来的怪胎。按照我们原来的理论，它就是怪胎，但是没想到它占据了半壁火山，而且成了经济主流，所以让共产党内的明智的力量，认识到中国必须充分尊重民营经济，中国必须走市场化道路，而市场化道路的主力军就是民营经济。走到今天，34年下来以后，我认为下一步，只要日子好过，上面就会打压民营经济，然后让央企、国企扶起；日子难过，就会让民营经济来救苦救难。下一步中国会遇到很大经济上的压力，政治上的压力，这些压力会让这些从来不唱东方红，只唱国际歌的民营企业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从这个来讲，我对中国的民营经济是持非常看好的态度，因为它本身就是野生动物，就是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