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熊培云眼中，君子这个词，比较古老。在古代有大家都知道的“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天大家说起君子，可能会直观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温文尔雅，比较有修为的人。谦谦君子和一些粗鄙化的人群是分开的。熊培云认为，君子是对自己的人生、对世界的美好都有一定担当的人，有责任心，明辨是非，这是他对君子的初步理解。

“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

熊培云最赏识的君子是宋教仁：“我曾读过他的传记，也了解民国时期他的一些努力。多年前，我曾在日记本中写下过十六个字，以表达我对宋教仁的怀念之情：悠悠苍天，世之君子。隔世以望，我心永伤。很巧，正好其中也有君子一词。宋教仁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推动中国的议会制。虽然很不幸，最终没有做成，但他仍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君子。”

说到君子，熊培云就想起了中国那句老话：君子动口不动手。虽然是一句俗语，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君子概念的精华。“我们说君子要担当，它更多是在思想、人格上面的担当。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罗曼·罗兰笔下《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奥里维。他是我想象中或者说追求的一种典型的君子形象。”

奥里维是克里斯朵夫的朋友，在克里斯朵夫告别狂躁、走向智慧的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想改造世界，而是想改造自己；他满足与在自己身上进行责任心的永恒斗争，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奥里维之所以不愿意斗争，并非害怕失败，而是他对胜利漠然视之。

说到奥里维，熊培云又本能地想起了胡适：“我在更早的时候，也专门拿出时间通读了胡适全集，从此深爱胡适。读到《约翰·克里斯朵夫》后，便将胡适喻为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无人可以将他击倒。胡适晚年的觉悟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奥里维则说：我不愿意憎恨，我愿意公正地对待我地敌人，在一切地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

君子重德行，归根到底是灵魂上的事。

在熊培云看来，什么时代君子多，很难判断。“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追求良知美善的时代，可能比相对蛮荒的时代，君子会多一些。但是我想，我们讴歌的一些君子，就像宋教仁、胡适，可能更会在一个转型时代凸显出来。如果很多人不去担当，有人来做担当的事情，便会成为英雄，成为君子，为大家所歌颂。”

所谓君子，重德行，归根到底是灵魂上的事情。他们有一种道德自觉，有敬畏心，相信道德与重感。就像康德说的，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会增加虔诚与信仰：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果要问君子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有自由的思想，有独立的人格，有对自己人生和周遭世界的担当。当然也包括他不是暴力的使用者，更多的是思想之君，有德行，并明辨是非。”

君子人格也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但是在今天中国，道德力量常常会被贬低。当一个人从道德上来讲一些事情，有人会说：你占领道德高地。所以有的人自甘堕落，会说一些自损人格的话。熊培云记得，在因一些公共话题进行网上辩论时，有人会说，你占领道德高地！“我说，我没有占领道德高地，现在中国也不流行占领道德高地。更多的时候，人们是占领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因为经常去国外参加一些学术活动，熊培云会有一种感觉，有些人做事情或思考分析问题，都非常认真：“我想这种认真也属于礼的范畴吧。有一定的社会秩序，有各在其位的担当，有一种郑重其事。坦白说，在中国很多场合，看到不是郑重其事，而是漫不经心，或是解构、赏玩一切。”

君子人格是一个美学概念。

熊培云认为君子人格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其实整体来说，我并不是很喜欢公民人格的概念，我更喜欢君子的概念。君子概念，更多是一个人的概念，是一个人面向自己，内视的状态，他对自己有一个期许。要活成什么样，对自己是不是满意，更多的是一个人的传统。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在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而君子人格，说到底，它是一个美学概念，一个觉得自己这样生活是不是美的。公民则更多是一个权利的概念，一个责任的概念。君子更接近人的本质。”

熊培云记得戴季陶在《日本论》中专门谈到的两点：“日本人之所以比较强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信仰力，当然这个信仰之说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人是盲信。另一个，是他们有美的能力。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那么他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除了信仰生活之外，‘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

熊培云认为，这段话对现在的中国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活得不舒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整体上来说，大家失去了美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失去了美的能力，实际上也就失去了道德的能力，没有是非的观念。如果这些都丧失了，我们怎么能期望一个国家有所谓的君子风范呢。”

写过《昨日的世界》的茨威格也是一个崇美崇德行的君子。他流亡巴西最后自杀，那种巨大的失望不只是因为将来欧洲走不出战争的泥潭，走不出极权主义，还因为他从审美上彻底厌倦了。他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他不想看到他的故乡沦落成那个样子。

君子之风应成为一种社会风貌。

去年，熊培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去体味了戴季陶所说的“美的能力和教育”。“日本社会非常有秩序，文明，懂礼貌，有敬畏心。小孩子很小就接受关于修为和美的教育。举个简单直观的例子，看到一则新闻说，日本每年有数以亿计的钱，都是丢了钱包找回的款项。‘路不拾遗’就是这样的社会风貌。”

君子人格既是美学修养，也是道德自觉。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道德，一个自称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有无数道德君子的国家，为什么会面临道德信任危机？中国人失去道德能力了吗？

在熊培云这里，有关道德最尖锐的批评，是纪伯伦写过，道德有时不过是失利者的良心发现。“他讲了个故事，有天晚上，一个人趁夜色去邻居家的菜园子里偷了个西瓜，回家打开一看，是个生瓜。纪伯伦说，接下来奇迹发生了：这个偷瓜贼突然良心发现，为自己偷了西瓜而悔恨不已。”

“我想，更多的人反对的，是虚情假意的道德，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偷梁换柱，而非那些能够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可被视为‘秩序之母’的真道德。这是真君子该具备的德行。”

熊培云所认为的“真君子”，是有一定学识，有美的追求和明辨是非的；是对自己的人生和周遭的生活有一定担当的。是和平而非暴力的。他必须是坚定的，为了心中之美，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