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传统，最厉害的还是在先秦，春秋时代到了尾声。用一个比喻，这是历史舞台上最后一次盛大的演出。那些有高贵精神的人，对自己人格有期许的，都在春秋的大舞台上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所以那时候出现了很多君子。后来不是说没有君子了，而是说，比起科举制带来的这种官本位影响来说，就更加个人化，小圈子化，不再成为一个社会的传统。

余世存认为，在中国，君子的衰落，原因在于君子文化的衰败。也是因为行政体系出现了一个变化，楚国和秦国发明了郡县制度，官僚体系，取代了传统的君子文化传统。比如魏晋风度，也是有很多君子元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不是主流，只是在朋友圈里共勉的状态。嵇康一死，他的朋友纷纷投靠主流社会。

关于君子人格，有一个本质性的界定，就是要独立于官本位传统。姜太公当年帮武王推翻商朝后，来齐国当将军。他到齐国后，发现有几个读书人不听招呼，也不愿意朝见他，就把这些隐居的贤士杀掉了。就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我们不需要君主恩赐的名誉，也不需要君主奖赏的爵禄。我们不愿做官，只想自食其力。”这其实是一种君子心态。当时姜太公杀贤事件，对君子文化有致命性的打击。

余世存觉得，我们今天说起一些学者，说起教授，说起这种等级的时候，还是有这种官本位的色彩，很少涉及人格的自尊，人的尊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其实今天谈及君子，本能的标准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世道里能不能从官本位里走出来，活出带有君子人格的人生。”

君子一方面和普通大众有区别，他具备公民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在王权面前不低头。

在余世存看来，君子一方面和普通大众有区别，他具备士大夫的贵族精神，或者用现代语言讲，是一种公民精神。另外，它可以和西方的绅士做一个比较。西方很多贵族，都称得上是君子。他们在王权面前是不低头的，所以西方的这种贵族传统，才能在近代以来，推动王权向自由民主的轨道转变，基本是贵族挟持王权来规定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余世存曾经半开玩笑地讲，过去的圣贤人格就是公民人格：“这种圣贤在西方到处都有。为什么西方这么多，因为他们是公民组成的社会，而我们确实太稀缺了，偶尔君子人格一下，就被小人和百姓视为圣贤。与现在一样，有的人只是做了普通公民做的事情，但因为稀缺，就会被冠以很多光辉。如果这种光辉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召唤，当然好。”

余世存观察到，中国的君子有个特定的含义，讲究读书。而且中国人讲礼仪也好，道理也好，都是要知书识礼：“在我看来，我们有太多的公共知识领域需要知识分子、学者们努力开拓，不然，我们社会就缺少共同的知识背景。君子之风也体现在此，你不能总是自说自话，你要提供背景。学问家也好，思想家也好，光自己有了知识还不够，还要把学问变成真正的学问，不是什么独断的结论、观念、知识，而是精神、心灵、思想的交流，是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社会背景。”

在余世存看来，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跟它的知识阶层相关，二者互为因果。如果这个时代长不大，这个阶层也难长大。如果这个阶层长不大，这个时代也多撒娇、蛮横、小情泛滥，君子稀缺。

真德行在于自洽，君子风应于日常

余世存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重谈礼的复兴，呼吁君子风格风，很有必要性。但怎么提倡君子之风？“关键是你提倡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生命力。像古代人那样穿汉服、读《诗经》，那太教条。复礼，还指如何产生有效的礼仪，其实就是日常的形式感。比如我们见面也好，在家里的生活也好，是有功课要做的。这是过去的君子必不可少的，君子既讲大学之道，也讲小学之道。”

比如日常的扫地，佛经里说扫地有五大功德，佛门弟子无论大小老少，都要扫地，刮风下雨都要扫，从释迦牟尼佛开始的。其实这就是扫心净，令自己心清净，他者心清净。另外，也有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应对就是基本的与人相处的礼节、礼仪。为人处事要有分寸感、形式感，这也是君子之礼。进退，则也是说君子要知进退，懂得退场。

“其实，人的真正的德行在于自洽，即德行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甚至溢出来，温暖照明周围。德行的内在满足即是其报酬，在无知己时也是它唯一的报酬。但在伪劣的社会里，人们会以为德行有价，它是换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世俗名利往往成了衡量德行的尺度。所以，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德行，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日常里要修炼的。”

提倡复礼的同时，余世存亦讲求克己。“我们要努力去守住我们自己的那点东西，守住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尊严，我们的权利，而且要去礼赞，要去赞美那些自由和文明的、善和正义的事物。”

余世存曾写过文章，分析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跟传统文明中民间乡野保存并发展着传统的礼乐精神不同，今天的‘求诸野’更是一种价值指向，是一种文明的反哺。现在回头再看，我会对这句话有个新的修正，应该是：时失而求诸野。孔子或许没有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时失而求诸野’，时间丢失了，生物钟乱了，心就乱了，礼也乱了。我们到乡野农村去，到时间的边缘。都市其实是一个时间的前沿地带，反而容易把时间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