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的问题，是先要解决基本的做人问题，也就是确立人类价值的共同底线，而后再来谈论本土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否则，就只能陷入沙上建屋的困境。“比如说，在没有建立博爱和人人平等、彼此尊重对方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大搞所谓孝道，甚至进行集体磕头的公开表演，结果只能沦为道德笑话。在今天，与其做一个古典式的“君子”，不如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直者，因为后者的标准更加清晰，也更容易掌握。”

每个时代需要有一个属于自身的称谓，来命名那个受到世人尊重的人群。

朱大可曾研究过甲骨文中“君”的形象：“是器皿上有一只手握着杵棒，其原始语义不详，可能是用粮食加工的过程，来喻指精神的营造。”

朱大可说，在中国话语史上，君子最初是对王者的政治称谓。而在孔子那里变成了道德称谓，《论语》里，“君子”变成了“成德之人”。“在儒生的眼中，君子是其理想化人格的代表，应当符合‘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在现代人眼里，孔夫子无疑是‘君子’的代表，从《论语》的训诫里可以推测，他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道德。其他著名的儒家君子，比较容易联想的，还应当包括孔子的得意门徒颜回和亚圣孟子。”总之，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君子”是一个由儒家垄断并授予的桂冠。

中古时期，君子的含义又一次扩大到对所有成年男性的社会称谓。新文化运动鄙视儒家，也不屑于拥抱传统的君子，所以在这场运动之后，“君子”或“君”的叫法，就被“先生”代替了。而到了1949年之后，“先生”又被“同志”代替。这就是关于“君子”语词和语义变化的基本线索。

无论如何，每个时代需要有一个属于自身的称谓，来命名那个受到世人尊重的人群。

“君子风度”是指一种谦卑忍让的个人风格。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教养。

朱大可不太喜欢使用“君子”这个语词，这不仅是因为它为儒生专用，其他人无权冒领这项荣誉。而且是因为，我们被太多的伪君子所欺骗，以致谈论它会心有余悸。他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的观点就是，中国是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叠加，而流氓是最喜欢盗用君子名号的。

当然，我们不妨可以把正直的人翻译成“君子”，以此来称呼那些品行端正的现代公民。

朱大可所指的“流氓”，只是指身份丧失者，而不是道德丧失者，所以它无法跟“君子”构成对位。在现代语境下，跟“君子”相对的应该是“小人”。它们才是真正的“原配”。道德一旦高尚，人的形象就高大起来，所以君子成了“大人”或“贵人”，而人格卑下或见识浅陋的，则沦为“小人”。

至于“君子风度”，好像跟“君子”还不太一样，它是指一种谦卑忍让的个人风格。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教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养也是美德马车上的一个轮子。

作为一个现代的普通公民，首先要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标准。在做到这个之后，某些热爱传统文化的人群，完全可以用儒家的“君子之德”来展开进一步的自我道德塑造，把普通公民打造成“模范公民”。普通公民人格是基础，而君子人格是升华，他们在本质上并不对立，但需要做必要的阐释和对接。只要说明“君子”是“模范公民”的一种古典称谓，我们就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它，让它成为新文化新道德的一部。

不妨把“君子”作为组织部选择干部的主要尺度。

朱大可在《孤独的大多数》一书中，写过一篇《中国人的礼貌》。那篇旧文在今看来仍然有意义。文中，他对新儒家对礼教的复兴，并不乐观。且对“教养”——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提出自己的价值观要求，也看出带有愤怒的无力感。“西方人用了300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时间，也许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

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如今，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

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儒家是华夏农业文明的一种文化产物。旧文明衰败之后，中国全盘接受和克隆了西方工业文明。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传统文化的意义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没有传统文化，那么这种克隆的文明就变得毫无特色。传统文化的功能，就是为千篇一律的工业文明，抹上一层独特的本土色彩，并为那些怀旧者提供一个记忆的家园。

另一方面，既然如此倡导儒学和传统文化，就不妨把“君子”作为组织部选择干部的主要尺度。我们需要“君子党”。如果党的干部能够率先成为“君子”，成为百姓的道德榜样，那么中国社会的伦理修复，就有了六七分的希望。否则，任何关于“君子”的谈论，就只能是一堆无效的巷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