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大考古研究生刘拓在伊拉克被误抓时，一个在中国蛰伏已久的“考古发烧圈”浮出水面。“考古发烧圈”中，活跃着近百位“考古发烧友”。他们不是职业考古人，却有着惊人的热情和广博的学识，长年痴迷于行走古迹、丈量过去与未来。他们中有医生、金融分析师、建筑师、设计师，有音乐家、大学老师，也有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他们多为80后，因为一个偶然，爱上了“考古”，彼此相吸。

刘昂和刘拓是铁哥们，是野性而淳朴的探险派。青年指挥家张少，像迷恋阿巴多一样着迷于去古迹印证历史文献原典，是“拿着一勺油行走沙漠”的文献派。脱下西装的唐大麟，是颇有“考古领队”风范的数据派。而追随过林徽因步伐的亚芳，和她的“同道前辈” 朱俊、瞿练等人，算是圈内最痴迷的古建派。巧合的是，采写“考古发烧圈”的两位作者也是同道之人。温瑶，一位致力于地理志写作的古迹爱好者。李后笑，一位考古专业毕业的广告狂人。

保罗·巴恩曾在《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中说：“往昔的伟大人物渐已逝去，但是一支略微有些怪癖的、富有献身精神的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大军正在地球上勤奋地工作，试图去理解往昔的意义。”我们采访的这群“考古发烧友”，或许正是这支大军中可爱的一员。而“怪癖”一说，无非是他们精神世界深处那张抵挡喧嚣的面具。

访古年限

15年

访古地数量

约200处

最难忘的访古地

居庸关云台

2016年最想去的访古地

西藏西部

2016年，张少将满33岁。这位密苏里大学的音乐博士，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起床，就会操心自己能赚多少钱”的年纪。“务虚者”的天性，让他明白，物质生活当然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需要出让精神份额的地步。

青年音乐家张少拎着两袋刚买的蔬果从嘈杂的菜市场向家的方向走去，路过新街口时，他的双腿自然地将他带入一间旧书店。这是北京冬日下午六点，一场浓重的雾霾，做着被大风吹去前的顽强抵抗，一小时后，道路彻底变得昏暗不清，张少捧着一本《草原霸主》、一本《突厥与回纥史》以及几本《文物》杂志，穿越大雾，走进他的“魔法小屋”。

张少位于邮电大学附近的家，一个不大的两居室，堆了满满当当不少于三万册图书。从门厅到书房、卧室、阳台，甚至床底、床头，他的宝贝，整齐有序。衣橱委屈地占领一角，那些溢出的衣物，只能被简单地挂在简易衣帽架上。

这些书，从历史文献原典、文物画册、音乐文献，到民族史、民族志，其中不乏珍本、孤本。他脱鞋进家，把书往书房书桌上一放，随即进入厨房。这时，他的脑子里正有一支交响乐队在演奏。女友的几声招呼，他都没听见。

“我在琢磨这个音乐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自打19岁起，他心中就不时有着难以跟人分享的纯净的喜悦和一种破解了密码一样的兴奋。这种激情给予的自信，让他显得极度与众不同。

《红楼梦》一样伟大的阿巴多让张少找到音乐的眼睛。

对阿巴多的热爱始于1991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一年，这位出身于音乐世家，刚满8岁的少年，被电视里正处于事业巅峰的指挥家贵族般的体态吸引。那次是《蓝色多瑙河》，干净、美妙。“天哪，太美了。”张少连同那间小屋，像被音符清洗过一般。很多年后，他才找到阿巴多《蓝色多瑙河》与众不同的原因：“阿巴多做出了一个重音。仅仅一个重音，就像眼睛一样，改变了整首曲子的结构，使音乐显得很立体，很精彩。”

很多种子早已埋下。200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文献研究方向二年级学生张少，偶然在一间音像店里发现了1989年阿巴多指挥的《沃采克》。他捧回家，闭眼聆听。“感到一惊，睁眼是一种被洗脑的感觉。”《沃采克》是一出歌剧，毕希纳的剧本，贝尔格作曲。艰深且先锋的维也纳派代表作，大部分人敬而远之。他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面前一扇门被缓缓推开了。

第二遍，第三遍，反反复复，越多听一遍，越觉得这个音乐不得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驱使着他找到总谱。这部歌剧的总谱很珍贵，当时国内只有两本，一本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一本在上海。他央求在音乐学院做教授的父亲从图书馆借出来影印。他将年轻人旺盛的精力全部发泄到研究曲谱上，日日夜夜，背对春光。

他用最严谨守正的方法，尝试重新构建整个音乐，试图跟它诞生之初贝尔格的大脑融合。直到有一天那个藏在海底的架构浮出水面——第三幕的第二场和第三场之间一个间奏曲，有一个很长的音，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待到力量蓄积到好像火山爆发一样时，突然一下，干干脆脆地戛然而止。 “这就是伟大啊，有着《红楼梦》一样精密的结构，处处有伏笔，但又极其自然、合理。没有一个音是多余的，每个音在整部作品里都能找到存在的意义。从那之后，贝多芬不再是概念里遥不可及的贝多芬，而是可以理解、可以亲近的。”

他就在乐曲中反复碰撞，有时狂喜，有时潸然泪下，有时宁静肃穆如一尊雕塑，有时又因独特的共鸣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那个人。他的专业水平很快被导师认可，在硕士期间，即为指挥系本科学生教授总谱读法课程，为期三月。

那上头有一个字，他凑近一看吓一跳，这个梵文字母念om。“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佛教印记呢？”

2002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同样向张少展现了日后生活的雏形。这一年，他随几位北大考古系的朋友到河北涞源阁院寺游玩。一进寺，即敏感注意到这座寺庙的不同之处。它很特别，文殊殿正面三扇全是门，没有墙，墙在侧面和后面，门不是一般的门，上头都是一个窗格紧接着一个窗格，正面占满视野的门，其中有一扇不起眼的格子窗户是辽代原物，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窗子上头都是很小很小的梵文字母，透雕过去的，那上头有一个字，他凑近一看吓一跳，这个梵文字母念om。“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佛教印记呢？”

他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个现象的人。当时国内已有两位学者提出过阁院寺文殊大殿的特殊之处，但如何解释，均无一个满意答案。张少往返此地十余次，勘察过地貌及其余建筑之后，将目标锁定到佛教密宗，在文献里披荆斩棘，终于找到了解释此现象的有力证据。“哦，原来这种梵文并非一般的梵文，而是具有灭罪度亡功能的陀罗尼，来自《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被佛教密宗认为威力神效，能够发挥拯济功能。”而陀罗尼实现法力的途径，文献记载为“尘沾影覆”：“凡人接近或见到此陀罗尼，甚至只要书写着此陀罗尼的经幢的影子映到身上，乃至于幢上的灰尘偶然飘落人身上，则此人亦得以除净一切罪业恶道。”

文殊大殿面朝南方，起初，正面三面门想必应是如唯一留存下来的那扇窗户一样，刻满陀罗尼，当正午的阳光透过门窗打入大殿，神秘咒语陀罗尼将铺满佛前祈请者的后背，度一切苦厄，化一切灾祸，这种宗教隐秘的瞬间，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事故”。

寺内还藏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院子里有一口大钟，上面铸了这个寺院的名字，叫“阁子寺”，这个阁子，在《营造法式》里叫“格子”，如果“阁子”是辽人的手误，那么这个匪夷所思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辽代时，这个寺院就是以格子著名的，文殊殿的秘密，在于门窗上透雕的陀罗尼。

张少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以前看过无数次的辽代画册突然有了新的发现，那些陀罗尼同样出现在墓葬里、塔里……那种熟悉的兴奋又来了，正如当年破解了《沃采克》一段长音时那样的兴奋。讲解着这段故事的张少，脸上又露出刚才进门时那样的微笑。

无论在指挥领域，抑或考古领域，须像拿着一勺油在沙漠行走的人——既不能迷失方向，又要确保勺里的油完好无损。

张少的发现不拘于一时一地的某一现象，却非常难得地拥有宏观的视野和极度细致的观察力。北海的白塔，下面有一小山，这是一般人玩赏的终点，却是张少的起点。他把目光投向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和旁边那条卢沟河，跳过那些狮子，落在“卢沟河”三个字上。

卢沟河，《汉书》叫“卢水”，《辽史》称“胪朐河”，清代直接称“克鲁伦河”。克鲁伦河？历史终于露出了它的蛛丝马迹：蒙古人最早起源的圣地——肯特山地区——西南方向有克鲁伦河，在河水拐弯的西南角，向东北方向，有一个小山包，这个小山包旁边有一小湖，如果从高处俯瞰，卢沟河的东北方向，就是北海的白塔、小山，以及那个湖。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当我们歇斯底里时，我们就像找不到档案的人，怀疑它到了很多地方，“我们想到处发掘，就像发了烧一样。档案，是要给认定的原址盖一个庇护，考古是对认定的源头产生了怀疑才开始做的事”。

张少并没有想过以自己考古的发现，在源头上占据一个位置，以此确立自己在某个领域的权威。他心里有更广阔的陆地和大海；同时，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出职业的纪律性。这种纪律性要求他，无论在指挥领域，抑或考古领域，须像拿着一勺油在沙漠行走的人——既不能迷失方向，又要确保勺里的油完好无损，涉猎尽可能多的领域，阅读尽可能多的文献，解决尽可能准确、有价值的问题。

他的偶像阿巴多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一位祖父辈的亲人，在帕莱莫大学里教书，他教授人类学和其他课程，每隔五年，他都会研究一种新的文化和语言。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要接触尽可能多的文化，这将是一个宝贵经历。”

在考古这件事上，他们又一次殊途同归。而阿巴多通过自己的音乐素养早就悟到的纪律性，张少通过业余考古工作的帮助，同样深刻地领悟到了。

2016年，张少将满33岁。这位密苏里大学的音乐博士，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起床，就会操心自己能赚多少钱”的年纪。他没有过多的惊慌，被家人心疼地责怪的时候，他就沉默。

史铁生《务虚笔记》，在开头写道：“我们曾经是否相遇过呢？好吧，你说没有，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或者不曾察觉。” 但整部小说，均是时光幔帐之后，一个有心人持久的回望。有那么几个瞬间，张少的样子都让人想起那位坐在轮椅上的前辈，或者说，他也是一位“务虚者”。

“务虚者”的天性，是保存内心纯净的激情，时时擦拭，日日翻新，他很明白，物质生活当然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需要出让精神份额的地步。他仍然保持着不快不慢的演出节奏，但写作计划明显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