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再拍”，没想到这一下海就是20多年。为了挣钱拍片，张宝全开始在北京倒卖钢材，“骑着自行车满大街跑”“跑静安庄，跑六里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国内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商业周刊》在1991年写道：“年轻繁荣的深圳几乎可以与香港媲美。本地的商人带着他们的移动电话和寻呼机来去匆匆。深圳的人口已经从1980年的5万发展到了今天的170万。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其他地区蜂拥而至。”

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在南方，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一个万元户和一个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张宝全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路上都是光脚的人，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

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三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如果这个老板当时给我一个月1000元，我就给他打工了。”可惜，老板并不想要他，“一碰就知道了”。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客人中有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一个非常漂亮的陪唱女孩就坐在夫妇中间。“唱着唱着，那个老头把手从女孩的衣服后面伸进去”，当时把张宝全“吓坏了”，“他老婆就坐在旁边呢”。客人唱得差不多了，老板说：“宝兄弟唱点什么？”然后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好像人家说你刚从窑子出来一样。”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

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张宝全去海南首先认识了海南民源公司的马玉和，这家正在筹备上市的公司后来成为深圳股市的大黑马。小学毕业的马玉和“空手套白狼”的技法，让张宝全大为惊叹。马玉和给张宝全讲了他的故事：如何刚到海南就被人骗去仅有的50万资本中的40万，又如何拿着剩下的10万跟部队合作，找了施工队垫资盖房，最后还拿到了上市指标。虽然后来“黑马”民源于1997年被迫停牌，成为证券史上著名大案，但这种资本运作的思维，给当时的张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两百万，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他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为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两千万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全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

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两千万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后来还听说被施了酷刑，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来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当时最头疼的就是没有钱。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 。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三块钱，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张宝全到海南时借了60万，花30万买了房子，买些办公设备，最后剩下20万。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不仅请吃饭，还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 。当时，“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

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艺术家跟商人，都要靠敏感，艺术家是对浪漫敏感，商人是对风险敏感。” 张宝全总结海南的经验，“所谓风险意识就是在做事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件事所有坏的可能。我做什么事都比较谨慎，可能和之前倒卖钢材被人骗过有关。”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三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在到处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早些年经济过热，张宝全的船队到后来有三条，两万多吨级的，两年下来，晋身为海南纳税前十的海运公司。“一到过年，税务局来给我们发红包。干了两年把船一卖，赚了很多钱。”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从1992年10月注册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

199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民政部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那几千万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对这个项目的前后情况其实也心知肚明，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两千万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1996年,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他们疯了似的上窜下跳找钱。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万幸的是，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又回到了张宝全手上。

经历了生死，张宝全心想，“一定要成立自己的开发公司”。这才有了后来股权结构稳定的今典集团。

“市场就是风险。”张宝全说，“你今天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明天也有可能成为百万负翁，只要睡一觉或者政策一变。” “海南就是个大课堂，在很短的时间，像演戏一样，用事实告诉你什么是市场。1993年海南的地产调控，让地价房价一个月掉了一半，让所有人一下子崩溃。90年代初的海南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