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前，就像被画上一个生硬的句号，理想主义的80年代结束了。还没有回过神的人们，被抛到生活观念急剧变化的90年代。

这是最直白的年代，也是最模糊的年代。情感和物欲撕扯，迷惘与狂热交织。

关锦鹏监制的《纽约纽约》讲了一个典型的90年代故事：上海五星级酒店的年轻领班将担任纽约新酒店的负责人，当时恰逢移民潮，各色人等纷纷与他搭关系，包括他喜欢的高冷女郎。“你和我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美国？”“是。”

电影今年4月上映后不温不火，一个无人认领的年代本来也不指望太多观众。影片本身，甚至不如它翻唱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来得有话题性。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1991年，叶倩文发行这首金曲，铿锵的旋律与意气风发的歌词，透露着那个年代的色彩；尤其一个“赌”字，形象地传达出一代人的姿态。

90年代，市场经济极大繁荣了物质生活，人们甩脱了必需品，享受着消费品。货架上琳琅满目，舞厅里光影迷离。

90年代，市场经济也解放了个体意识，钱包鼓起来了，休闲时间也多起来。日常生活一点点地从体制中分离，回到个人手中。

如果说80年代是欲望苏醒的年代，90年代就是欲望释放的年代。从计划经济时代挺过来的人们，已经饥饿了太久，压抑了太久。

欲望泄闸，如猛虎下山。学者王一川谈到90年代曾说，没想到80年代的诗意性诉求，在90年代完全转换成了“感官愉悦”。

价值观碰撞之下，90年代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都洋溢着一种奉行享乐主义、追逐感官刺激的“何不潇洒走一回”的气质。

民主社会，“每个公民习惯于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那就是他自己”。

“服装很像90年代。”数月前，歌手邓紫棋登台献唱，紫色胸衣加白色热裤、外罩一件渔网装的装扮被网友群嘲，其中一条评价说道。

在2016年尚且显得出格的叛逆小天后，被形容穿得像90年代——这当然有对那个年代的调侃，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是肯定。

我们可以嘲讽那个年代的审美，却必须承认它的勇敢——至少在时尚这件事情上。

1991年，麦当娜使内衣外穿成为时髦，这一次，中国很快与世界接轨，曲线毕露成为整个90年代最吸引眼球的衣品。

1994年夏天，露肩、露背的连衣裙或短上衣搭配短裙，成为上海街头的摩登。1998年流行的吊带衫、吊带裙，是内衣外穿的典型。而露得更彻底的“三点式”，最早在1986年由健美女运动员陈静在深圳一穿成名，虽然是应国际协会的要求，于当时的中国仍惊世骇俗；而在90年代，比基尼全面进入，像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游泳池里也可以瞥见清凉美女。

敢穿、敢露，90年代的女人铆足了劲儿跟随时尚的脉搏律动，一往无前地表达着挣脱传统束缚的决心。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北京宣言”为平权运动注入了活力。

追赶时髦的道路上当然也有过误区。

1992年1月23日的《文汇报》报道：让冬季也能展示腿产时装的魅力，一种内裤外穿的踏脚裤（健美裤）开始流行于今冬街市，街道上男男女女大都穿着这种款式别致，无论站立走动都显得十分挺拔的踏脚裤。

原本对身材要求极高的裤型成为全民爆款，全盘接受并迅速普及是那个时代对所谓时尚的本能反应。一篇毒舌的文章写道：这是多么惨痛的记忆，好多大娘大妈大婶子都来穿健美裤，一眼看去就是一个个倒三角，从腰到脚脖子都是被健美裤束缚成锥形支撑。

品位有待提高，但勇气毕竟可嘉，一个男女老少都追求美的年代总是进步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民主社会，“每个公民习惯于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那就是他自己”。

90年代的中国人乐此不疲地在自己的身体上进行美学实验，偶有触动传统神经之时，也温柔地推动了社会接受度。

“古今胸罩，一戴添娇。”1996年，古今内衣公司的广告词传遍大江南北，次年出现在高架桥上的广告牌，还引发了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论战。

在《解放日报》上，署名方良的文章写道：环高架立交桥上，不是一般的食品、家电、机械产品广告，而是妇女用品——胸罩广告，总觉得过于形象而直露……如果胸罩广告可上高架环线，那么其他妇女卫生用品也可占领高架立交的广告阵地了，岂不是更贻笑大方？

另一篇署名司马心的文章回应：若是为了扑灭该一类的“联想与想象”，于是草木皆兵的话，那么岂但一个胸罩，便是短衫裙子等，但凡“妇女用品”，因为均有“引发想象”之嫌，不是一概不能广而告之了么？而淮海路上那偌大一家古今胸罩商店，不是也应当封门打烊了吗？

到了1998年，古今大张旗鼓以16万年薪在全国招聘形象代言人，已经没有人再纠结“露不露”的问题了——比起胸脯，更让人们感到刺激的是金钱。

“和谐性生活是优生优育的基础，我们将全力支持你们闯这个禁区。”

仿佛一个巨大的展销会，上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社会，无数新兴事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的新鲜玩意从海外舶来，各种前卫角色粉墨登场。

最让人目眩神迷的当数性用品。

安全套、壮阳药、仿真器械……1993年3月23日，北京赵登禹路143号，30平方米的店堂内，“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开业了。35岁的店主文经风，江湖人称“套爷”。

这一年离他从国家机关“下海”已经7年。他开过减肥用品专卖店，鼓捣过婚庆公司和跳蚤市场，屡屡挫败，最后在一部法国电影中看到女主角身后的“sex shop”招牌，他决定再赌一把运气。

找店面时，房东一问用途，张口就骂“流氓”。好在计生委的领导说：“和谐性生活是优生优育的基础，我们将全力支持你们闯这个禁区。”

开张大吉，门可罗雀。过了16天才等来第一笔9.6元的生意。文经风到处拨打媒体热线，终于有家报纸派来一个女实习生，采访过程中小姑娘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那条新闻稿短短二十几个字，“中国第一家性商店开业”的标题却像扔出去的石头，激起无数水花。央视、CNN、《纽约时报》、法新社接踵而至。

传播效应带来了人潮。每天店铺开门前就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像“看怪物一样”指指点点，把玻璃都挤破了好几次。有人半夜里过来贴上“淫店”的大字报，也有人留言支持“你们的勇敢将被写入史册”。

顾客有的黑超遮面进店，还有的并不亲自登门，而是电话通知店员送到马路边上，匆匆摇下私家车窗口，甩出钞票，不等找零就绝尘而去。

还有一类特殊的访客，从全国各地来讨“生意经”。在“亚当夏娃”顶着压力首尝禁果后，两年后的北京有了上百家性用品商店，市民早已见怪不怪。

社会不再谈性色变，管理者也开始有意疏导。美国人理查德·伯格曾经观察中国人的生活，在一本英文书中他提到，90年代中后期，提供性问题咨询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兴起。“你的反应可能是‘哦，有人打进这些热线电话来聊自己的性和感情生活’。据此，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电话那头的顾问都是正规单位工作人员，节目也是由政府发起，其目的只是为了强化家庭观念。”

1998年3月，一种叫Viagra的药物搅动了全世界的春心，中国人既暧昧又直白地叫它“伟哥”。那年夏天，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李宗盛、周华健、品冠合唱的《最近比较烦》：“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

这颗小药丸在各地引发的风波都有些喜感：一名77岁的美国老翁要求卖给他1000粒，以补回他多年的性福；一群台湾老太太在其上市后投诉说，她们清晨在公园里锻炼时，有老先生对她们毛手毛脚。

而在大陆，有关“伟哥”的焦点是商标之争，沈阳飞龙集团因鱼目混珠地销售“伟哥开泰胶囊”而被查处。

精明的中国人首先嗅到的不是春情而是钞票的气息——套一句今天的句式：可以，这很90年代。

解放八小时和五天以外的时间，把休闲娱乐的自主权归还给个人。

前所未有地，中国人普遍拥有了更多的钱，以及更多的时间。

1994年之前，法定劳动者每周工作六天，上班族好不容易盼来周日，还要解决堆积下来的家务。冯巩的相声调侃，谁星期天不去帮丈母娘扛煤气瓶、当义务勤杂工？当时一种说法叫“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当年3月，休息制改为大小周，即逢大礼拜休息两天，逢小礼拜休息一天。但人们对此并不适应。新规定实行的第一个大礼拜，某城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记休息，如常赶去上班。

一年后，姗姗来迟的双休日总算正式进入人们的日程表，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

《中华读书报》的一则文章记载：双休日一到，北京的商场人山人海，商家紧急制定“双休日计划”以应对“星期六客流”；有人开始盘算利用两天时间干一点“工作之余的工作”，于是有了“第二职业”的新说法；电视台也调整安排，新增周末的综艺节目；社会上的双休日娱乐以及业务学习花样繁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从中得到改善。

生活从未如此有滋有味。越来越多的人自掏腰包下馆子。一张1994年摄于北京某餐馆的照片上，三个女人围坐在摆着空碗碟和啤酒瓶的饭桌边，举着小镜子，给刚餍足的嘴巴涂口红。

生活也从未如此有声有色。卡拉OK和夜总会承接了旺盛的荷尔蒙，人们摇头晃脑、鬼哭狼嚎，不在乎歌曲意义也不讲究演唱技巧，只要自己过瘾就好。由长虹率先打响的价格战，让更多中国家庭买得起彩色电视机，部分经济宽裕的还率先享受了家庭影院。

女人们扮靓的手段越来越新潮。1995年被称为“美容元年”，时髦女性的美丽事业又多了一项“上美容院”，可以去做脸，去减肥，还可以顺便美发。1996年欧莱雅带着五彩斑斓的染发膏来了，中国人的头发不再只有黑白两色，最时兴的是染成酒红色。

享受生活成为共识，旅游休闲蔚然成风。90年代的开端，1992年，5个在年三十结伴去哈尔滨看冰灯的年轻人成为新闻人物；而90年代的尾声，1999年，国务院用政令确保了“黄金周”，长假休闲开始大范围形成传统。

一篇《浅谈90年代中国审美时尚》的论文谈到当时的休闲风：“它不仅是对紧张生活压力的自我释放，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感性生存利益的一种制度化方式，以及满足这种利益的美学合法性。”

“当‘风光名胜游览’‘双休日郊游’‘新马泰国际旅行’等名目繁多的旅游形式蔓延为90年代中国大众的文化时髦之后，便具有了‘让生活美丽’的审美性质，由富裕生活带来的娱乐享受正从人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往外流淌着美妙的情绪。”

“大家喜欢刘慧芳那样的人物，吃多大的苦都得自己扛着，多虚伪的价值观，我不伺候了。”

整个90年代，对生活方式最大的冲击来自价值观。

“跟着感觉走”“我是流氓我怕谁”“挣钱真累”“别理我，烦着呢”……那时候小范围兴起的文化衫，简明扼要地传达着人们的心理动态；王朔式的语言又占据着文化衫的半壁江山。

更能反映90年代价值趋向骤变的是王朔的另一句名言：“大家喜欢刘慧芳那样的人物，吃多大的苦都得自己扛着，多虚伪的价值观，我不伺候了。”

刘慧芳是国产电视剧《渴望》的女主角，在1990年让国人狠狠感动了一把——但这不过是奉献精神在90年代初的回光返照，很快就被人们抛进历史里，个人主义才是新一个十年的主流。

清醒过来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摆脱他人和社会的干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将之上升到公民权利。因为噪音与污染问题，1995年成为北京居民向建筑施工单位追讨“安宁权”的“诉讼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私人空间不容侵犯。此外，90年代的高频词还有“隐私权”，个人要求更多自由的同时，也越来越尊重他人的自由。

中国人依然重视家庭观念，但这并不妨碍丁克家庭的数量稳步上升。“丁克”这一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婚姻时尚”，在90年代发展中的中国开始有了市场。

90年代中期一份对丁克家庭的问卷调查显示，不生育的理由，一类是出于对中国人口过多的忧虑——这听起来有些堂而皇之；另一类就显得真诚许多——为了让生活更轻松一些；第三类原因在那个年代则颇有些超前——为了自我实现。

无论如何，在传统思想最根深蒂固的家庭领域，90年代的中国人开始在阳光下获得了多元选择。

新生活潮猛烈的冲刷之中，不免泥沙俱下。除了电影和流行金曲，香港文化也输送了“傍大款”“养小蜜”“包二奶”。

讲述婚外情的美国电影《廊桥遗梦》1996年火爆中国，令许多中年男女心如撞鹿、浮想联翩，婚外情因此升温。作家梁晓声写的一篇对《廊桥遗梦》的评论，副标题就叫“中国性爱备忘录”。

好好坏坏，是是非非，恩怨情仇和财富梦想就这样在90年代仓促上演又匆匆谢幕了。

那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年代，那也是一个必须认领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