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股市刚兴起时，那些股民才是真正的‘敢死’，连股票是什么都搞不懂，就拼尽一切往里扎。不过，他们有些真的发大财了。”13岁时就跟着父母买股票的70后易骏鹏说。

1992年8月，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

易骏鹏如今在广东某事业单位任中层，1992年8月8日前，他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深圳初中生，爱玩。8月8日这天周六，晴。正放暑假的他既没出去踢球，也没躲在家里看电视，连懒觉也没睡成，不到7点就被叫醒。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十多张身份证。

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易骏鹏只记得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打新”。一天，易骏鹏问什么是“打新”，父亲盯着报纸上的股市新闻，用笔圈圈画画，答：“就是排队抢抽签表，中了签就能买新股赚大钱。” 这个解释大体靠谱，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打新”确实能挣钱。

易家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持续了几个月疯长。

1992年3月，深物业正式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翻了近两番；同时期的深中华、深华发也由每股3.75元、1.9元的发行价，涨到十二三元。新中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上海更热闹，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即沪市综合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

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块。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

加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鼓励股市试验，几年前无人问津以至于要去各政府单位和街头兜售的股票，一时成了抢手货。正规渠道买不到，求股心切的人还会去“黄牛市场”碰运气。那时，深圳荔枝公园北面，经常有人在月光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股票。

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8月7日，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身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

股民很容易算出，按行情，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易骏鹏听父亲说，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块，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

8月7日的《深圳商报》头版刊载了公告全文及全市303个销售网点的具体地址。彼时的《深圳商报》向全国发售，并因提供经济特区动态受到全国关注，消息同天就可以通过航空运达哈尔滨等国内各大城市。加上电台广播、座机、call机的畅通，无数和易骏鹏父亲一样想在股市发财的中国人，很快确定了消息。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

当时有约120万人在全市300多个新股认购网点排起了长龙。

易骏鹏一家当时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月8日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深圳晚报》编委、知名摄影师赵青回忆时，找不到比“人多”更直接的语言来形容那火爆场面。赵青那时二十多岁，刚到深圳几个月，在《深圳商报》任摄影记者。“8·10”事件前后，他用胶片相机记录了数百个拥挤又无奈的排队现场。

回忆那画面，赵青欲言又止：“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他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营业窗口9日上午才正式放票，大家来得早没事做，一开始还比较悠哉游哉，有老人带了凳子和收音机坐着听戏，也有三四岁的孩子和十几岁的小姑娘在那玩，边上还有叫卖饮料的小贩，各个地方来的人成群结队操着家乡方言相互寒暄。

人多起来了，氛围就变了。到8日稍晚些，营业点前面的平台已经全是人，加上天气太热，还有人插队，人群开始躁动。易骏鹏一家也在罗湖排队，他记得，越靠近8月9日，等待买认购签的人群就越躁，争吵、扯皮、推搡的不在少数。好在人们都想发财，为了买新股，排上队的人忍耐着。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胸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易骏鹏感慨。

但当时，挤在长队里的他才13岁，脑子都是懵的，浑身难受没法思考。“怎么能不难受呢？排了几天几夜，困了就挤在那里睡觉，不敢彻底睡死了，怕被别人挤出来，打着瞌睡一步步往前挪。”他说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块钱的报酬通宵排队。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

多位亲历此事的深圳退休官员说，当时有约120万人在全市300多个新股认购网点排起了长龙。

为了控制局面，公安防暴队曾动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来驱散失控队伍。

有个场景，易骏鹏曾当笑话讲给现在的同事听。他说，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有消防车经过，灭火的龙头往队伍里面冲水。同事们认为他吹牛，反问怎么可能：“岂不是像养殖场里面给猪冲凉一样？”他被逗乐了，但又十分肯定：“对，就这样冲，要不然太臭了，也是降温嘛。”

由于几乎没有资料提及类似场景，易骏鹏的年轻同事们更愿意相信，他13岁记忆中的画面应该是“8·10”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不得已采取的维稳措施——深圳市委原书记、深圳证券市场主要开拓者李灏曾通过媒体披露：1992年8月10日晚上9时，为了控制局面，公安防暴队曾动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来驱散失控队伍。

第一波混乱出现在9日开售之前。

几天内涌入如此多人，深圳市政府在8日成立了协调秩序的指挥部，投入七八千警力。“每个点都有公安维持秩序，到9日上午，又加派了武警、边防战士。”赵青说。一位前驻深军人记得，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一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三十几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易骏鹏在现场还看到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

8月10日出街的《深圳商报》头版印着股民们并不想看到的结果《我市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天发售完毕》，导语强调：“至昨晚9时许，全市300多个网点已全部销售完毕。”

前来上班的网点营业员也一遍遍大声喊：“没有了，没有了。”人们不肯离开，继续围着，易骏鹏眼看排了一两天的队伍在几秒内被挤得乱七八糟。“人的表情很绝望，吵吵囔囔，但能吵些什么呢？都是骂人的话。”折腾了几天几夜却一无所获的股民们愈加愤怒，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深南中路，引发暴力事件。催泪弹和水炮便是在此时被动用。

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

为稳定局面，远在新疆带队考察的李灏提议寅吃卯粮，把次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发行，8月11日下午继续发售。深圳市的印刷厂连夜开工加印兑换券，事件才就此稳住。11日下午，人们再次聚集排队购买可以兑换股票的机会，不眠不休。

跟着爸妈排队“打新”的易骏鹏记得，后来买到了抽签表也中了签，“当时只要有排队买到，都是赚了，但我排队买到的那只股票最初亏了点”。深圳股市“8·10”狂热后，新中国股市出现第一轮熊市，证监会因此成立，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经历了1997年、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又见证了2015年股市的大起大落，业余做些小投资的易骏鹏把炒股看得挺淡：可能有些人就是有发财运，比如深圳有名的“好人陈观玉”。最初“深发展”卖股票，去街上推销都没人要，“没人相信这个东西，而陈观玉呢，就因为她是好人，感恩部队和政府，单位让她去买，她就买了，然后放在那没动，一下赚了四五十万”， 一如电影《华尔街》里的台词：让谁富有，那不过是一个随机的选择。

1992年12月，深圳市委公布“8·10”事件调查结果：私买抽签表10万多张，涉及干部、职工4180人。很多亲历者相信，真相可能比这更严重。

“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易骏鹏开玩笑，他说排队的股民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精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得手了就去享受。

中国人，向“钱”看

1991年的中国还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1992年春天，88岁的邓小平视察深圳和珠海两大经济特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再次成为全国流行语。

“春天的故事”引来一大批政府官员下海经商，形成后来的“92派”企业家。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从商。

深圳和海南是这批企业家野蛮生长的沃土，后来造就房地产黄金十年的王石、冯仑、潘石屹、张宝全等人，正是从这时成长起来。据称从1990年开始，每年有10万青年到海南淘金，海口的房价在四年间，从每平方米1200元涨到1993年6月的每平方米7500元。

深圳也成为拜金主义的大本营。1991年的《商业周刊》这样描述：“年轻繁荣的深圳几乎可以与香港媲美。本地的商人带着他们的移动电话和寻呼机来去匆匆……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其他地区蜂拥而至，寻找优厚的工作机会。”1992年，一篇《百万股民“炒”深圳》描述了当年深圳股票交易所新股认购的疯狂。

1995年2月，美国《福布斯》首次发布中国内地富豪榜。首富是四川养鹌鹑起家的刘永好兄弟。“猪吃一斤‘希望’饲料长两斤肉，”《福布斯》称，“刘先生的车很普通，中国产的大众桑塔纳……刘的十多岁女儿则不同，穿迷你裙，喜欢比萨、汉堡……在美国就学。”

1995年年底，张瑞敏第一次明确提出，海尔要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自此，“世界500强”成为企业界的成功学目标。

美国《新闻周刊》称：“人们在谈论金钱时，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羞答答，谁拥有更多的金钱，成了一个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百万富翁正以每分钟一个的速度在诞生。”

当人们沉浸在成功的狂热中时，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各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跌去了44%、43%和41%。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说：“毁灭的种子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繁荣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