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11月的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早上，当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开当天的报纸时，突然满脸通红，眼皮乱跳——一篇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 的长篇通讯上了当日所有党报的头版。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步鑫生成了当年“全国最为知名的工厂厂长”。

这位浙江海盐一家小小的衬衫厂厂长，人称“小裁缝”的步鑫生很快就被树立成了“高大全”的企业英雄，终日穿梭于全国各地的报告会现场和镁光灯之间，宣传他的“改革顺口溜”。因为应酬太多，有关方面甚至规定：“只有师、局级以上，才能面见步鑫生本人，其他人一律听录音。”

但仅仅四年之后，步鑫生担任厂长的海盐衬衫厂负债超过千万，仍是中央党报的一篇标题长达31个字的消息稿——《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让步鑫生再次轰动全国，文章措辞严厉，对昨日的“改革典型”毫不留情。

步鑫生如流星般陨落了，留下了一段改革大潮中的唏嘘故事。

企业家的沉浮起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前进。

“步鑫生神话”是八十年代中国企业家艰难成长的一个典型缩影。在那个改革步伐跌跌撞撞、开放气息时浓时淡的年代里，勇立潮头的一些人凭着直觉和人性本能，成为了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第一代中国企业家。他们一方面享受了制度红利和时代馈赠，另一方面又仍是在夹缝中艰难前行，不少人后来还折戟沉沙。

比如有着“企业承包第一人”之称的马胜利，是另一位“陨落”的八十年代的企业明星。曾宣称“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来的”他，后来在其自传《风雨马胜利》中说：“我生来爱出个头，干点事，所以一生就像是在走钢丝一样，遇到的困难和风波很多，酸甜苦辣，大起大落，困难总是一个接着一个。”

而后来人在总结他们折戟沉沙的原因时，则不再像当事人那样仅从自身找毛病，而是大多会围绕着“欲望膨胀”、“过于冒险”、“模式超前”、“体制束缚”、“产权界定缺位”、“激励和约束机制匮乏”等这些关键词来展开评述。

时至今日，对这些人的争议仍未休止。但不论如何，他们的沉浮起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前进；他们“摸着石头过河”的生动经历，事实上已经成为了那个时代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开始了一次次挑战陈旧体制与观念的冒险。

当时代的大阀门被小心翼翼地缓缓打开之后，一直在暗处艰难而倔强流淌的流水，虽然弱小、青涩，甚至浑浊，然而顺流而下的大势已无法改变，一路奔行而来，它们虽历经乱石、弯道、风雨，却终将汇合成滚滚洪流，闪耀着阳光般的浪花。

八十年代的那批敢为人先的企业家，就像是这些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时代洪流中的流水，最终谱写了一曲中国企业史上无法复制的企业变奏曲。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压抑了数十年的国人长长地舒缓了一口气。这时，一群出身草莽、游离在体制边缘的人率先嗅到了时代变化的气息，来自人性深处对财富的追求，让他们开始有意无意地拥抱制度改革的红利，开始了一次次挑战陈旧体制与观念的冒险，并最终在客观上加快了改革的进程。

1980年，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从事个体营业的人数突然猛增到8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这源于1700万知青陆续返程带来的就业压力。1981年，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中指出：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傻子”的小商贩年广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在芜湖的十九道门也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彼时，瓜子一直是国家供销社统购统销的二类商品，此举在此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更让年广久引发争议的事情还在后面。由于“傻子瓜子”大受欢迎，忙不过来的年广久，手下的雇工一度达到了上百人，在“七上八下”还是一条铁定界线的时代，年广久远超过7人雇工人数上限的做法，立刻招致了“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九的资本家”、“年广九是剥削分子”等质疑声。由此，“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年邓小平的点名默认。

受益于领导人的亲自过问和小心维护的不只年广久。包括后来获得邓小平四次接见的马胜利，胡耀邦两次批示支持的步鑫生，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再次入狱的牟其中等人，都在关键时刻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善意保护。

而更多的普通人，投身商海凭靠的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瓦解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创富机会。

在南方，受益于经济特区的建立和沿海商业传统的影响，一大批个体工商企业、乡镇企业、中外合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疯长起来。

国门露出的缝隙也让一批走出去的知识精英毅然放弃了体制内的“温暖舒适”，投入到了创业大潮中。原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就是他们中最早的一员，他在1980年创建的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为后来著名的“中国硅谷——中关村”的肇始。

不论民企还是国企，八十年代的企业家都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困扰和掣肘。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对于这样一句充满无奈而又清醒的话，很多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企业家，感触尤为深刻。在那个先天就充满不公平、不规范的企业经营环境中，试错、违规、脚踏灰色地带等做法，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而这也成了后来这批人所谓的“原罪”。

几乎所有八十年代改革或创业的中国企业家，在最开始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来自陈旧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捆绑。那时在许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件很丢脸的事情，而“个体户”

也普遍被视为“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更不用说诸如“资本主义复辟”、“剥削资本家”等“戴帽子式”的政治责难了。

当初深受这一困扰的年广久，虽然挺过了这一关，但还是在1989年后以“贪污、挪用公款”和“流氓罪”两次被捕入狱。虽然后来被无罪释放了，但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公司却再也不复昔日辉煌了。

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家在八十年代的艰难成长，少不了自身的缺陷——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机制改革帷幕的步鑫生缺乏决断力和判断力，沉迷和深陷于“偶像陷阱”里，最后被免职；急功冒进、一口气吞掉100家效益低下的纸厂的马胜利，最终走向败局；1994年被判死刑的沈太福，临死都在后悔此前没能界定好清晰明确的产权关系……

每逢政策收紧、经济整肃之时，这些民营企业便首当其冲地成为时代的“替罪羔羊”，八十年代轰动全国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那时在浙江乐清做电子元件生意的“电机大王”胡金林等人，忽然就因为“扰乱市场秩序”而被全国通缉了。事后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但这种国家动用政府机器对体制外的资本力量进行遏制的做法，却让正在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遭遇了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

而更大的寒流来自于1985年所确立的“价格双轨制”，这项带有鲜明计划经济特征的显失公平的政策，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困扰民营企业成长的根本性难题。

在1989年，经济局势的困难以及苏联、东欧政局动荡，加重了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此时，私营企业又受到了严峻冲击。后来的“中国首富”刘永行回忆说，希望集团当时几乎招不到一个人，因为谁也不愿意到私企工作。

也是在这一年，已是千万富翁的民营企业家李书福却不得不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因没有列入定点生产企业名单，李书福把他在浙江台州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北极花”冰箱厂捐给了当地乡政府。其时，包括杭州在内的全国上下对“非定点”冰箱喊杀不止。

这是一个机会与风险并存，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剧变时代。八十年代中国企业家艰难成长的悲喜故事，是那个时代最值得铭记的注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