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逼出来的！”八十年代初，当福建石狮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服装市场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时候，当地人用这样的回答来为自己“辩护”。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才刚刚吹起，习惯了单一的红思想、绿军帽、灰衣服、黑布鞋的国人，见了石狮的“另类”就觉得乌烟瘴气，大呼“咄咄怪事，不能接受”。

但如今，争议早已不复存在，这块原来不起眼的弹丸之地，作为福建省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对台经贸窗口，早已成了全国性的服装集散中心，经济成就瞩目。

也还是在那时，苏浙沿海、珠三角等地，在国家“部分先富带后富”、“设立经济特区”等开放政策的鼓舞下，更加坚定地投入了创富的大潮中。“东西多了，生活好了，就是好”，成为那时“单干”下海的人最朴素的心声。

一时间，义乌小商品市场繁荣起来，温州兴起专业制造作坊，珠三角“地下工厂”疯长，海南汽车倒卖案震惊全国，全民下海，一切都以自发、散兵游勇式的状态出现，民间商业走上了历史前台。

撕开“计划”的口子

八十年代初，“计划”虽然封闭、僵化，但看上去还是那么严密，似乎固若金汤。但总有一些“不安分”的“小家伙”，一次次竭尽全力地去撕开“计划”的口子。

在东部和南方的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乡土工厂开始展现出了它们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去福建石狮和广东南海采访，他在发回去的报道中说：“石狮的小商品贸易和南海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生长。”

在温州，到了1980年前后，个体工商户已经超过了3000个，其中一些较有规模的专业制造作坊，还被人冠以“大王”的称号，如“电器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等，其产品质量与当时的国营工厂已经不相上下。后来几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新一轮的经济整肃运动中，被打得七零八落，其中就有温州著名的“八大王事件”。

在福建闽南地区，在一些被称作“侨乡”的地方，人们经常会收到来自海外亲友的财物，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一些人率先看到了商机——把省下来的财物统统摆到集市上卖。于是，像石狮这样的小商品集散市场越来越多，还有许多人干脆自己搞起了生产、加工。

1982年，在街上摆摊的义乌妇女冯爱倩，找到刚上任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面对面理论她为何要做小生意。那时，义乌的许多人已经“偷偷摸摸”地在街上卖起了小商品。1982年9月20日，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由义乌县政府发出《通告》，这在当时全国绝无仅有。《通告》发出后，整个义乌沸腾了起来，人们奔走相告，甚至放鞭炮庆贺。如今，拥有上百万种商品的义乌，早已成了“全球超市”。

在珠三角，越来越多的村镇居民走出了田地耕种、打鱼晒网的传统生活，把谋生致富的目光放到开商店、搞承包、办厂房、做贸易上去了。仅在1985年的广东佛山，个体工商户就有了32955户，从业人员60416人，注册资9275万元。此后，珠三角的个体私营经济继续蓬勃发展，“家家农工商，户户城乡人”成了许多地方广为流传的顺口溜。

在整个八十年代，沿海的民营经济从萌芽到壮大，虽然历经了风雨曲折，却始终如倔强的小草，最终成了一片茂密繁盛的草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成为了那个时期中国经济最充满活力的增长极。

杂乱无章的生长冲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私营经济的大潮中，一些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原罪”现象、“违法”现象也出现了。这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沿海地区显得尤为明显。

1982年，在福建沿海、浙南温州、台州地区和广东潮汕地区，如痴如狂的走私活动使沿海城乡形成了好几个远近闻名的私货集散市场。一位名叫魏运亨的新华社记者曾这样描述当时福建沿海的走私景象：当时每天停泊和游弋于东沙岛海域的港台走私船达几十艘，前往交换私货的大陆走私船则多达上百艘。

走私的活动一度蔚然成风。“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成了当时广东不少县市的真实写照，人们都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不少后来创办了工厂的企业家在当时也都有“逃港”和走私的经历。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年代里，这些非法的走私在完成了灰色的原始积累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

1985年，震惊国内外的海南汽车倒卖案爆发，而它的背景就是底子薄弱的海南刚刚被确定为新的开放特区和“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在那个酷热的夏天，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到海南去倒汽车”成为了最诱人的商机。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奔着汽车去。很快，发现异常的中央进行了调查，最后处理了一批党政干部。

还是在1985年，另一起重大经济事件爆发了，那就是发生在福建的“晋江假药案”。为了追求暴利，私营业主、国营工厂，甚至镇工商所里的许多人，数年来有意识、有组织、成规模地大量生产销售假药。受到此后打假风暴的牵连，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黯然下台。

随着民间企业的发达，人们对于金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那时能贷到款的民营企业寥寥无几。于是，紊乱无序的民间地下放款便开始了。1986年爆发的温州抬会事件正是这一供需矛盾的极端案例。那时，地下房贷体系的资金链断裂以后，人们从极度的亢奋转为极度恐慌，在短短3个月中，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为什么它们最先长在沿海？

无论如何，八十年代沿海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这些沿海地区时至今日也还是中国经济板块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沿海？它们凭什么就成了那个时代的领头羊？

除了追求财富、改善生活的需求之外，沿海地区的人自古便有着更为开放冒险的思想传统。在他们的思维观念里，意识形态的束缚许多时候会让位于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他们更加务实，潜意识里更像个商人。这种禀性即便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绝迹的时候，也不可能泯灭。因此，“文革”后期国人就听说许多沿海地区那里经常闹“资本主义”，也经常批“资本主义”。

在八十年代，沿海地区是最早最直接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的。陆陆续续确立起来的经济特区和开放政策，给了这些地方先行先试的特殊待遇。

另辟蹊径的“大胆之举”有时也是被逼出来的。像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温州，以前是出了名的只有“死”路（水路，温州方言“水”音同“死”音）一条，用来形容当时人多地少的贫困状态，只有外出打工，做生意。那时，内陆许多的城里人普遍难以接受从事个体经营，进入“温暖”的体制内是最优先的考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原因就是这些地区主政者的精心庇护。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后人的谈话中，流传着“任、项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动粤、闽发展”的公论，这里“任”、“项”指的就是当时分别主政广东、福建的任仲夷、项南。

最先公开提出“私营经济”一词的任仲夷，曾在改革遭遇质疑和阻挠时批示说：“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为它正名，就叫‘私营经济’，让它发展壮大。”作为少数在1981年就看到了乡镇企业广阔前途的项南，在种种刹车声四起的时候，多次表态说：“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

各种历史的合力之下，沿海民营经济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了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