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有两次“美学热”，一次是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从七十年代末持续到整个八十年代。这两次“美学热”，李泽厚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李泽厚通过《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学历程》、《美学论集》及三大“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著作进行思想启蒙，成为青年人的“精神导师”。

八十年代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西方哲学研讨会上，李泽厚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否定之否定规律）和美学思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此前的中国，被简单化理解和粗暴运动，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李泽厚选择推崇“美是无功利的快感”的康德，就是想将思想文艺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从“政治路线第一”扭转到对于“人”的关怀和建设上来，回到“主体”本身，回到人的生存境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文革”毁灭文化、毁灭美，拨乱反正之后，人们首先面对的困惑是：到底什么才是美的？这不仅是理论层面上的困惑，也波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喇叭裤、披肩发、牛仔装、蛤蟆镜到底美不美？是美还是丑？李泽厚的美学思考，因此在那个年代显得格外重要。易中天曾表示，《美的历程》让他们这一代学人明白了，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讲哲学，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别。而对当时的普通年轻人来说，通过美学热所肯定的对个人的主体性的追求，为困惑的他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他们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这也是李泽厚被奉为“精神导师”的原因。

李泽厚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了”，但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那一代人，肯定不会忘记他。

《新周刊》：现在还会想起八十年代吗？你会怎样评价八十年代？

李泽厚：我会经常想起八十年代。评价？这题目有点大啊。而且叫我自己评价的话，也不太合适，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吧。说起八十年代，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启蒙时期，越往后看越会发现八十年代的可贵。八十年代是个梦想的时代，刚过了“文革”，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但这些到九十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九十年代不是有人批判八十年代吗？我是反对的。

《新周刊》：有人说，八十年代，你以高扬人的主体性、崇尚康德、倡导美学热而著称于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李泽厚：早就有人说我是“精神领袖”。在八十年代这样说是一种表扬，但在九十年代，他们是用这话骂我。不过，我坚持认为，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而已。我是很顽固的一个人。

《新周刊》：对比现在的社会状况和八十年代你提出的一些预见性想法，有些似乎被你言中了。

李泽厚：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四星高照”，“四星”是指：影星、球星、歌星、还有“节目主持（人）星”。任何一种社会进步都要付出点代价，比如经济发展了，四星高照现象就是一种代价，这很正常。此外，我从网上也看到，现在学术腐败现象很严重。七十年代末，我就鼓励一批知识分子去经商、去下海、去提高整个商界的知识水平，当时这观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新周刊》：是啊，那时你提出“吃饭哲学”……

李泽厚：我说“吃饭哲学”是为了便于理解，我不怕别人说我庸俗，哈哈。

《新周刊》：八十年代对你后来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李泽厚：主要的影响就是后来一直有人在骂我，对我有些负面的冲击。其实我出名很早啊，25岁时，就曾经被《人民日报》攻击，九十年代以后更是被别人攻击得一塌糊涂。有人写了一部40万字的书，专门批我一个人，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社科院重点研究项目”，作者后来还被提了研究员（编注：即《主体性哲学与文化问题》一书）。民间一些激进分子也喜欢批判我。我很关心中国的发展，希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也遭到一些人的批判。我讲，不管是左的革命也好，右的革命也好，我都不赞成，主张还是要发展经济，还是要慢慢来，一切事情急不得，这在海外被一些“民运人士”批判得很厉害。所以我是两面挨骂，两面都骂得很厉害。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看法。我的文章现在拿出来仍然经得起考验，而那些人的话，有的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尽管一直有人在批判我，但我的一些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点我感到很安慰。

《新周刊》：九十年代以后你就去了海外，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李泽厚：我是1992年1月份离开的，从1993年起每年都要回国一次，时间短的话，不到一个月，时间长的话，有3个多月。在外面主要是教书。去过好几个学校：威斯康星大学、密西根大学、苏瓦斯莫学院，最多的是在科罗拉多学院，算他们的正式教员，开课，名义上是客座教授。主要开中国思想史、美学，还开过《论语》。不过，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我不住在热闹的东部，也不住在人多的纽约，我住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博尔德的小镇上，很平静。

《新周刊》：你现在最喜欢看哪方面的书？

李泽厚：我最喜欢读历史书。我是学哲学的，当然也要看哲学书。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王蒙，都是受俄国的影响比较大。以前读的俄国小说比较多，不像你们，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小说都是虚构的故事，我不喜欢。当然，有些史书也有虚构，不过毕竟还是离现实更近一些。

《新周刊》：你关注国内的情况吗？

李泽厚：我一直都很关心国内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发展一直都保持乐观态度。从10年、15年来看，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来看，它经济增长很快。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我相信再过5年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