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没有哪个像美学与八十年代的关系那样，如此血肉相连，又如此同兴衰、共荣辱。

很难说是靠谱还是离谱，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和美学挂上钩才能流行，才能上档次。把文艺、诗歌与美学挂钩，弄出些电影美学、诗歌美学看上去顺理成章；但弄出些“法律美学”、“工业美学”之类，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美学是热词，谈美学的书一定是畅销书，美学家自然是大红人……也因此，美学在那时早就不是一个什么学科了，简直就是一种宗教——称之为“拜美教”绝不过分。当八十年代成为过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成功学为代表的各种显学让人眼花缭乱，美学早已失掉了光环和灵魂，只能在一片遗忘症中提醒着国人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以及奇异人生。

“寻找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就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三十多年前的美学远不像今天这样边缘且孤寒。那个时候，整个社会与美学这门学科一样处于“狂飙突进”的状态中，想象一下刚从“文革”的废墟上走出来的现实，就不难理解当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听到“美”这个字眼时会是怎样的一种亢奋！朱光潜当时为年轻人写的《谈美书简》，其理念就是“要求人生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无论是当年针对首都机场裸体壁画的争论，还是为年轻人留长发穿喇叭裤等怪异行为的辩护，大家都知道援引几句培根、康德、黑格尔甚至普列汉诺夫关于美的论述。

不过，美学在其时进入公共视野，主要还是和诗歌相关。那时的诗歌是那么兴旺，就连青年男女间的情书往来，都充斥了大量顾城、舒婷的诗句摘抄，而诗歌要表达的，恰恰是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和情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几乎可以看成美学大显神通的一次历史性高潮，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美学对文学艺术乃至于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攻城掠地，直至把旗帜插遍每个思想山头。

后来中国美学最重要的人物李泽厚就介入了讨论，并旗帜鲜明站在了诗歌这边。李泽厚回忆当年的英雄往事：作为学者，他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以实际行动支持了“星星画展”。当有人批评“朦胧诗”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星星画展”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写出《画廊谈美》一文以示支持——那时候，这样的文章总能找到地方发表，经历过“文革”之后，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其他领域，都不乏开明官僚。

于是，我们看到了李泽厚的如下文字：“在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形中，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看遍了社会上、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尝过了造反、夺权、派仗、武斗、插队、待业种种酸甜苦辣的破碎心灵的对应物吗？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仍然憧憬，尽管渺茫却在希望，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在蹒跚中的前进与徘徊……所有这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想情感，不都是一定程度地在这里以及在近年来的某些小说、散文、诗歌中表现出来了吗？它们美吗？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

其实，美学当年风行一时，并非上面的表述那样文艺，美学热折射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诉求，是“文革”毁灭文化、毁灭美后的反思。对此，李泽厚说：“十年内乱，丑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丑为美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一些野蛮的、愚蠢的、原始的行为也被说成是革命的，给人们的教训太深了。这样，寻找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就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有些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而对美学有兴趣，研究美学的。 ”也正为如此，高尔泰早在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提出的“美是自由的象征”观点，随着他的著作《论美》的重版而深得人心。

如果八十年代没有美学，我们的精神世界会缺乏很多亮色。

如果放到一个更宏大的视角上，从威权社会的转型看，一旦极权控制放松——放松也是必然的，首先放松而觉醒的是身体和艺术，美学则为这种觉醒找到了最好的合理性证明。

站在今天回望，不能不提及在我们熟悉的时代英雄们的“对立面”——那些似乎被更彻底遗忘的人物，比如，蔡仪、陈涌、陆梅林、程代熙等。这些守旧派决定了八十年代的美学格局和命运。今天的人在回忆的时候，会感叹李泽厚的“止步不前”或“顽冥不化”，会感叹宗白华的弟子刘小枫的“国父论”滑向深渊不能自拔，更会感叹高尔泰等人的磨难与自我超越，却很难再记得这些人了。这些人坚守的，是美在客观物质，美在集体意志，美在政治立场，美在政党真理……正是与这些理论家的顽强争论和对峙中，美学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许多当年的美学家也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堪称当时美学热的典范之作，但这部极具八十年代特征的著作却很难在之后走得更远。其实，理解李泽厚及八十年代美学的价值，恰恰应该将其置于与上述“对立面”的关系格局，以及在这一关系格局中美学家们所形成的一种大哲学体系中来把握。李泽厚的著作，除了那几本冠以美学名头的作品，还应该注意到他的近代思想研究和实践哲学体系——他很幸运，在八十年代的读书热潮中，他的康德研究专著《批判哲学的批判》都能卖到十几万册。这个实践哲学体系，究其根本，在于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改造，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取代《资本论》，并将美学列车的轨道从黑格尔转换成康德。

于是，八十年代以前长期被批判而列为禁区的所谓“人性论”、“人道主义”，以及以此为核心价值观的“理想主义”，构成了美学的底色，而这同样反映了那个十年精神趣味的大致面貌：感性而抽象，热爱大词，天真纯朴，浪漫，叛逆而有抱负，宏大叙事，粗疏而生机勃勃。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八十年代没有美学，我们的精神世界会缺乏很多亮色，至少在文学艺术从长期以来的政治束缚中突围的道路上还要走很多的弯路，而一个时代的思想建构，又会遭遇多少缺失——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如果是另外一个结果，那么“文革”的某些篇章恐怕就是另一番景象；如果八十年代的美学热能够在九十年代转型成功，那我们今天这个“审丑时代”也未必会这样令人不堪。

美学论争纠结到背后，不过是各种生存困境以及现实政治纷争的曲折表现。

八十年代实在过分特殊，这一特性也决定了美学热的不可持久。从现实的情况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忙着挣钱奔小康的人们觉得美学这种东西（远不限于美学）空洞无用又矫情，嚼着大馒头谈美学这种八十年代的做派，就跟今天吃着地沟油而操联合国的心一样不遭待见。从理论逻辑而言，美学维系着形而上学话语对于艺术的理论霸权，而决定哲学家、艺术评论人们霸权的，则是政治。

拥有卡里斯玛光环的人常常既是拥有各种头衔的领袖，同时还是思想家哲人文学家体育健将，在言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现实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正在高度重合：一方面，唯有问题得以大幅度解决，美学才有其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则是，唯有获得形而上学认可，艺术探索才有合理性。这种逻辑决定了美学的思想与学术权力，美学论争纠结到背后，不过是各种生存困境以及现实政治纷争的曲折表现。当那些作为八十年代美学热主力军的美学青年退场，投入残酷丛林的生存大搏击后，就连当年团结一心的美学精英们也开始分化：左中右，官方和民间，开明派和保守派，等等等等。

的确，八十年代与之后的时光不同之处在于，它真的有一种社会共识存在，而这种社会共识也有一个现实的载体，那就是改革开放大方向下的思想解放。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学与其他思想领域联手，完成了时代思想启蒙的诸多重大历史使命。但，八十年代的各种热潮终于降温，当年激动人心的口号也只能是口号，绝无可能落地，所有这些只是想象一个理想国的存在，却从来不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九十年代以降，社会全面转型，传媒英雄崛起，知识分子向知道分子转向。留在大陆的人文知识分子们居然对着王朔开火，整出个所谓“人文精神讨论”之后，迅速精神矮化，退回校园自我阉割，几乎是一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