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说过：“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上世纪80年代，这本思想评论杂志单期就卖出十几万册，市场表现不比当下的流行读物差。而《读书无禁区》（李洪林）、《人的太阳必然升起》（李以洪）、《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王小波）等当年发表在《读书》上的一批文章，映射着中国的精神潮汐。

提起《读书》，人们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想起沈昌文。1980年至1996年间，《读书》在沈昌文的主持下形成了自己的性格。以至于，现在很多人的《读书》情结，还系于沈昌文时代。从1950年年底进入人民出版社，到“文革”前后参与“灰皮书”的出版、改革开放后主持《读书》、执掌三联，到后来主持“万有文库”，沈昌文的经历，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业的一部活历史。所以，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叫他“沈公”。

三联书店旁边的咖啡馆，是现年82岁的沈昌文经常活动的据点。记者按约定时间赶到时，他已经坐在那里等了。6月底的北京已经很热，沈昌文要了一份冰激凌，边吃边和记者聊着。由于听力不好，每有问题听不清，他都会眯起眼睛把耳朵凑过来，表情像个老小孩，有一份喜庆，隐隐还有一股顽皮劲儿，周围的年轻人都愿意接触他。

“现在大家认为《读书》是一本‘文化思想评论刊物’，其实是本人篡改出来的。”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出版。编辑班子在这一年年初就已经成立，沈昌文并不在其中。他是一年后加入的，他经手的第一期《读书》，是1980年5月号。沈昌文说：“三联书店有三个系统（生活、读书、新知），创办《读书》的，主要是‘读书’这个系统里的人。主要是范用和倪子明。”

《读书》的创办有高层的意志，主要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思想解放。尽管上面没有明确地作出指示，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线索。最明显的一点，《读书》编辑部的骨干，是一批老“右派”。比如常务主编史枚，是人民出版社的大“右派”；副主编冯亦代，是外文局的大“右派”；副主编倪子明不算“右派”，但曾被划为“胡风分子”。

《读书》的创刊，还跟中国出版界的“CC派”有关，“CC”也就是两陈——陈原与陈翰伯。陈翰伯在上世纪40年代就办过类似《读书》的杂志，而陈原，则主管过解放后创办的《读书生活》杂志。这两位出版界元老，陈原在台前，陈翰伯居幕后。《读书》定位于“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在当时，只有《红旗》（后改名为《求是》）这样的党刊，才能叫“思想评论”，只有中央才可以办。沈昌文说：“（当时的）左派认为，就凭一个三联书店，要办‘思想评论’刊物，太狂妄了。”而《读书》能有此定位，陈翰伯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他当时的位置很高，相当于出版总署的署长。

沈昌文当家以后，对《读书》的理念动了点手脚，把“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改成了“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多了“文化”这个定语，为的是把“思想评论”给人的忤逆感削弱一点。显然，沈昌文对自己的这个“小动作”很满意，他说：“现在大家认为《读书》是一本‘文化思想评论刊物’，其实是本人篡改出来的。”

执掌《读书》后，沈昌文名义上是杂志的负责人，但很多时候还是要听范用的。在沈昌文眼里，范用性格峻急，作风激进，在中宣部的会议上拍桌子打板凳。“我是很听话的。”谈起自己的角色，沈昌文笑了。就因为“听话”，范用常骂他“没出息”。一方面，他要听“师父”范用的话；另一方面，在出版总署这样的大衙门面前，他也要听话才行。《读书无禁区》一文发表后，一度出现了“《读书》杂志要停刊”的传闻。代表《读书》去做检查的，就是沈昌文。后来，胡乔木发话，《读书》还是要办下去，《读书》因此免受了灭顶之灾。老母鸡的翅膀不大，但张开来好歹是片屋顶，多少总能遮点雨。沈昌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护持着《读书》这方小园地。作检讨？去就去，摊子再难收拾，都得有人收拾。

“不是我们多有能耐，实在是当时的气氛太好了。”

《读书》创办以来，给中国思想界吹来新风。然而，杂志的第一批作者却几乎是清一色的老知识分子。沈昌文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活跃得不得了，所以组稿非常容易。”他找到了金克木，说要组一篇稿，结果金克木一口气出了五篇；语言学家吕叔湘每看完一期《读书》，都会给沈昌文写信，“详详细细地分析每篇文章”；“跟张中行的谈话也总是谈不完的。”沈昌文开玩笑似地说，“一帮老知识分子团结在我们周围。”

尝到了甜头的沈昌文干脆搞起了“《读书》服务日”，每月25日办一次，“用现在的话说是‘party’”。在这个知识界“大趴”上，大家都很愿意说话，聚拢了很多人。他还记得，第一次party上，王蒙高谈阔论，提出“费厄泼赖应该施行”，跟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对上了，于是《读书》就开始向王蒙约稿。沈昌文说：“不是我们多有能耐，实在是当时的气氛太好了。”这让人想起，他曾把自己的编辑经验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无我。

在沈昌文的“三无”策略之下，《读书》的读者群和作者群都迅速扩大。通过冯亦代等人的介绍，沈昌文网罗了很多海外的作者。此外，赵一凡等留学国外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进来。当时的《读书》在内容上是不挑食的，不管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只要文章好就用。沈昌文说，他跟汪晖也很熟，但当时从未见他表明过自己的（政治上的）观点，只知道他是研究文学的。在沈昌文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界，几乎没人强调自己的“派性”。

《读书》的成功，绝不仅仅由于给各种思想提供了自由发声的空间，这本杂志在文体上的成功一直是它销量的保证。即使是做考据，《读书》上的文章也让人读得口舌生津。沈昌文在行文上把关很严，你讲的问题再重要，见解再深刻、再独到，也总要别人看得懂，读得舒坦。

沈昌文说，《读书》一直很重视可读性，这一点，他受惠于陈原不少。陈原曾跟他讲过：“《读书》不能单讲思想解放。”陈原还曾用英语、德语、俄语和世界语反复向他表达了这一想法。《读书》的这一“组稿路线”也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就有李泽厚。沈昌文说：“李泽厚发挥起来，也会忘掉可读性。读者不是哲学家，读起来就觉得枯燥。”虽然退稿不是自己的决定，但还是惹得李泽厚对他和《读书》很有意见。

后来的《读书》被指文风大变、晦涩难懂，对此，沈昌文不予置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说：“我现在纸质的东西都看得很少了。”到现今的《读书》编辑部溜达时，常有人会问这问那，“沈公，这事儿怎么处理？”沈昌文回答：“我现在每天看警匪片，你们哪位哪天被人暗害了，我给你们出出主意。”无论什么话题，沈昌文脸上都有一种天然的笑容，让人捉摸不透。就像他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的书名：“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