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家具沙发床,黑白电视放中央。三间砖房水泥地,租辆卡车接新娘。”这句略带调侃味道的流行语,点出了八十年代的国人对家的憧憬和理想。1980年代,囊中渐丰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居住环境。
螺蛳壳里做道场,这是对八十年代上海人家的最恰当描绘。
当时,全中国好男儿都在打家具。因为只有做好家具才能娶妻进门,标配36只脚。三十年前,家具是显示人们生活富裕程度的标志之一。电视剧《渴望》里的宋大成,在北京胡同里做家具,那个时候最时髦的是捷克式。时髦的年轻人从图书馆里找来图纸,东改西改,装饰线条,清水克蜡,得意地完成杰作。很快,捷克式家具的时尚地位,又被组合家具的潮流代替。组合家具源自于上海,有人说这是挤出来的灵感。
上海电视台《生活之友》栏目做过一个叫做“室雅何须大——现代家庭装饰与布置电视展评”。当时,从900份观众投稿中选出18份参赛作品,拍了三集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当时的收视率高达35%以上,还在全国各省级电视台播放。后来《上海电视》杂志做了一本家居布置的专辑,15万册销售一空。组合家具是当时国外家具的新风格,也就是如今我们说的板材家具的早期原型。所谓组合家具,就是各种功能的家具配合在一起,电视机柜和展示柜、大衣橱组合在一起,床和床头柜组合在一起……当然看惯“宜家”风格的80后、90后对此一点不觉得新鲜,但要知道在物质和资讯同样贫瘠的当年,这是上海的时髦人士通过看国外资料片才苦心琢磨出的设计。
螺蛳壳里做道场,这是对八十年代上海人家的最恰当描绘。那时候,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4.4平方米,也就是一张床的大小。在人均4.4平方米的窄小“螺蛳壳”里,上海人自我催眠了,他们假装自己住在洋房里,把“螺蛳壳”当洋房一样布置。当然,上海确实有花园洋房,但只占上海住宅总量的9.5%。这不到十分之一的面积是这个城市的时尚之源。
《新民晚报》 图片编辑吴建平回忆说,他当年参赛作品的设计原形就是从上海科技情报所看到的,然后经过自己琢磨改良,手把手地把装修师傅调教出来。在当年资料片中,我们看到主人家的写字台就是一个平面,然后椅子恰好可以合在里面;收纳柜的中间一块门板是可以翻出来做饭桌,折叠椅就藏在柜子里……麻雀太小,机巧的组合家具必须合理利用每一寸空间。几年后上海举办了首届组合家具设计大赛,组合家具开始在全国风靡。
居家美学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只要有一丝的空隙,它就会恣意绽放。
从那时候的电视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组合柜里总有个玻璃柜,里面放上洋酒、咖啡杯,梳妆台上插着一束塑料花,摆放着地球仪,还有后来的黄色小毛狗,美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只要有一丝的空隙,它就会恣意绽放。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九十年代初期,人们从第一批涉外宾馆的装修中领略到家居的魅力。于是,家庭装修的设计和施工手法,开始有种“宾馆气”。而消费者也开始真正作为装修工程的“甲方”,即出资方出现,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装修”。
当时电视机已进入千家万户,电视里的场景就是美和高级的标准。《公关小姐》里广州酒店房间的布置就是那时候的最高级别,水晶吊灯、大理石地面,棕色的家具、面包一样的皮沙发,多少人的新家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没有水晶灯,就用玻璃灯;没有大理石就用塑料地板,一样的米黄色,一样的格子图案。家中的玻璃柜里放着一套迷你洋酒套装,和酒店的吧台一模一样,这不是喝的,是留着看的——酒柜是洋气的代名词。
从酒店标间到后来的KTV包房,商业空间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人的家居装修样本。怎么能显示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就得像酒店标间一样,天天能开房,那是小户居民的最高梦想。趋众,是在对审美没有把握前最保险的方法。于是,每家每户都装修得一模一样。繁复,是从物资匮乏年代走出来的审美渴望。于是,那个时代的装修风格颇为繁琐。家家吊顶,各种彩色绘画、波浪纹、木纹纸质贴面的吊顶,特别复杂;客厅大的,还喜欢在家里搞个罗马柱。墙上开始广泛使用木制墙裙,“高级点”的墙面上部全部是海面丝绸面的软包,下部是合成板材的墙包,墙壁上钉着塑料荷花头的壁灯——一个家庭KTV包房就这样诞生了。
千禧年前后,中国的报摊上出现了家居杂志,瑞丽、时尚,两大本土传媒集团开始推出自己的家居杂志。杂志上登出各种美妙的房子,名人家长什么样,法国人家长什么样,中国的艺术人士家又长什么样……家居杂志为国人推开了另一扇窗,告诉天天想开房的人,其实家可以是这样。厨房和客厅能打通在一起,浴室和卧室能连在一块,青花瓷盘除了养金鱼以外,还可以做洗面盆。生活美学,从这时候起终于有图有真相了。从实用到好看, 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曲折。
拥有独立私密空间,成为都市人的首要梦想。
去年,宜家曾发布过 “中国都市人十大居家梦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最大的梦想是“希望拥有独立的书房”,其次是“给孩子独立空间”,再次是“自己有个独处的地方”。拥有独立私密空间,是都市人最在意的事情。
空间的独立代表着个性的独立、私密。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小三从高低床上跳下来,抹着眼泪说自己憋屈,这是北京。上海的《七十二家房客》天天上演着各种吵闹,为来为去就是谁家多占了一个纸板箱的地方。在拥挤的住房里,别说独立的书房,连夫妻间最最私密的事情与公众之间也就只隔着一个布帘。家里的生活一切都暴露在外面,胡同或是弄堂里没有秘密。
《时尚家居》的出版人殷智贤,2005年在她的书《混搭中产家》中讨论了中产阶级普遍的居住主题。她认为中产对书房的定义,更多的是展示以及心理需求。她看到很多人家的书架上除了书更多是塞满了杂志和CD、DVD。 8年过去,如今人们又把对书房的追求提到一个梦想的高度,书房更多的是承载他们心理需求空间。如果他们需要安静一下,如果他们想去一个人看会书,那家里就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文人的生活方式是最值得推崇的,不管是苏东坡还是齐白石,他们都有一个书房,就连《围城》里逃难到上海的方家老爷子都有个自己的书房,给三媳妇开个安胎方子,给鸿渐改个讲稿,都得正襟危坐在书桌前。书房,是人的身份与理想的标志。
在书房之外,我们希望孩子有自己玩乐的空间;卧室之外,我们希望有起居室、茶室、健身房;主人房之外有客房……房子从一间到若干间,将每个房间赋予单独的功能性。家扩大的不只是面积,更是中国人的内心。让每一个梦想都有一个存在的地方,不管是用还是不用,这种预想功能比实际作用更有意义。从寸土必争到可以假想浪费,张大民们的家终于让躯体和心灵一起感受到美好。憋屈的灵魂经过三十年后才开始走上舒坦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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