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上映的电影《夕照街》结尾，位于北京南城的夕照街即将拆迁盖高楼，居民们都赶来参加旧居的“葬礼”。推土机向前冲去，一座座门楼、房屋纷纷倒下，腾起烟柱。此时，画外音响起：“噢，永别了，我们的街道，我们的故居。我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欢乐、幸福、悲伤和苦恼，都曾经在这儿居留。你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最后，以一个高楼在地平线上不断延伸的镜头结束。

八十年代，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所带来的，除了城市面貌的变化，还有人们的心态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那时候所有人的心思都在经营未来的、他认为美好生活到来的东西。”

反映当时北京市民生活的，除了《夕照街》，还有刘心武的中篇小说《钟鼓楼》。故事发生在1982年，农村姑娘郭杏儿第一次进城，走出北京站那条镶着瓷砖的长长地道，她看到了由日本精工表赞助的灯箱：“欢迎您到北京来！”这个灯箱据说是日本商人“免费赠予”的，其实就是不花钱做了大广告，在当时引起了争议，很多人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把它撤掉。不过对郭杏儿来说，她没有被冒犯的感觉。“她只朦胧地感到那种灯光广告发散着一种她以前未曾体验过的城市气氛（用她的语言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种气氛是她梦寐以求的。”

这一年的4月，王府井南口矗立起一座四米多高的广告牌，那是索尼公司投放的形象广告。外资广告的出现，是中国开始转向消费社会的标志之一。就像电影《雅马哈鱼档》中个体户阿龙所说，“我想活得像个人样”，那个时代的人们，开始一心一意过起自己的小日子来。有门路的，用外汇券换回人人艳羡的大彩电、冰箱和洗衣机；没门路买不起三大件的，就自己想辙，比如尝试做家具。自制家具（那时没有DIY一说）在八十年代初很流行，作家邹静之回忆说，当时伸头往院里一看，全是打家具的，沙发木扶手的，全包的，半包的……“那时候所有人的心思都在经营未来的、他认为美好生活到来的东西。”

在《钟鼓楼》里，刘心武也记录了当时一个新婚家庭需要置办的东西：双人床一定要弹簧软垫、两边上人的那种，即便够不上正经八百的“席梦思”，也不能要光板床；大立柜一定要三开的；沙发一定得葛丝沙发布“全包”的（真皮的不敢问津，但人造革的决不能要）；写字台一定得“两头沉”；五斗橱一定得是带靠背镜的；折叠桌一定得是能方变圆，圆变方的（但不必买电镀架的，因为搭上塑胶桌布以后，谁去看那支架？烤漆的就行）；折叠椅却一定得是带电镀架的；酒柜一定得是一头高一头矮，双拉门上不是粘着拉手而是电磨凹槽的……就是脸盆架，也一定得是带高挑毛巾架和双皂筐的。还有，收录机宁愿牌子软一点，也非得四喇叭的。算下来，一千来块钱总是要的。就这样，新娘还不满意呢，还非得让婆家给准备一个价值三百多块钱的瑞士雷达牌小金表。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时尚，全都是实心眼的。”

按照画家陈丹青的说法，自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所发生的喧哗和骚动，无非是为八十年代的到来进行铺垫和预演。确实如此。社会变革给普通市民带来的，是生活美学范畴的东西，比如蛤蟆镜和喇叭裤（它们和萨特并称当时的三大“精神污染”）、“街上流行红裙子”，比如舞会。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当时还是海军士兵的王朔参加了这次联欢会。他不会跳舞，还穿着军装，十分别扭：“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现在，交谊舞也时兴起来了，谁要是见过初兴舞会的那情景，一定会受感动。参加舞会的人们是那么害羞却执着，坚决同怕出洋相的心情作斗争。有时候，好几支舞曲都结束了，却没有一个跳舞的人。人们围着墙根坐了一圈，严肃而兴奋地凝视着空场子。一旦有人下去跳了，周围便爆发出笑声，笑声掩盖了羡慕的心情。这时候的舞会，一般都是单位里举办，要是想经常地参加舞会，必须在社会上有着较广泛的关系，渐渐地再联络起一些志同道合者。他们提着一只也是新兴的卡式录音机，找一间空房子，就可举行一场舞会。这种舞会是真正奔着跳舞而来的，不存在任何私心杂念，你只要看那踩着舞步的认真劲便可明白。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时尚，全都是实心眼的。”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道。

舞会太火爆，到了有关部门无法坐视的程度。1980年6月14日，公安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通知》认为：“这类舞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有些人舞姿低级庸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舞场秩序混乱，流氓打架斗殴、猥亵侮辱妇女、偷窃财物和挤死、摔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予以取缔。”

这个禁令要到1983年前后才渐渐被取消。而到了1987年美国影片《霹雳舞》在各地上映之时，社会风气已经相当开放，跳舞不仅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更成为年轻人释放激情的手段。那个时候最酷的男生，戴着像MJ那样的黑色露指仿皮手套（真皮的没钱买），穿着高帮运动鞋，跳着霹雳舞。当时也出现了第一个凭跳舞成名的偶像——陶金。

有女孩扬言，谁能领她去看一场内部片，她就跟那个人上床。

而在知识分子圈，流行的是见证“烫人的”友情（李陀语）的各种聚会。这些聚会不拘地点，兴之所至，不知不觉就会聊通宵。李陀回忆起有个夏天的傍晚，他和张承志、郑万隆、陈建功四个人见面，没地方可去，先是边走边聊，然后是坐在马路牙子上聊。聊到半夜肚子饿了，买了西瓜，就手在马路牙子上磕裂，吃完西瓜继续聊，分手时已经是黎明时分。

看内部片也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热衷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说自己看内部片的高峰，是1979年在北京过暑假的时候。北京毕竟是首善之区，“内部”也和别处“内部”得不同。在南京看到的，不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片子，像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苏联电影《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等；而在北京，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时鲜货，像那一年他看到的《第四十一个》，被他视为北京之行的亮点之一，在南京肯定看不到。据说，因为看内部片挤撞电影院或礼堂玻璃门的事，在全国各地发生过不止一次，重庆甚至发生过踩踏致人死伤事件。又有女孩扬言，谁能领她去看一场内部片，她就跟那个人上床。

看内部表演也是一样，在当时是一项政治待遇。广州网友阮哲撰文回忆自己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因为父母的关系，经常能拿到中山纪念堂的演出票。不过待遇有时候也意味着受罪。那时候的中山纪念堂没有空调，只有吊扇，而且演出的时候怕阶级敌人搞破坏，门窗都关得死死的，观众不得半途离场，热得要死。再者，如果是没看过的演出，看一两场还觉得新鲜，看多了就没意思，那个时代的演出，难免突出政治，单调得很。

李陀感叹九十年代之后他每回国一次，就感觉到友情淡薄了几分。其实，也就是知识分子迷恋那种激烈的思想交锋的状态，对普通人来说，什么都没有过好自己的小日子重要。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并不把贸然上门拜访视为失礼，但在1983年前后门铃开始出现，人与人之间就有了距离感。有了门铃，再加上差不多同时从日本进口的猫眼，组成了双保险。门里的人先看清楚了再开门，而且不是全开，就开一缝，问清事由，再放人进来。也有人会客气一句：“要不要进来坐坐？”来人一看那表情，立即知趣地回答：“不啦，不啦。”所以，《夕照街》里的街坊搬离四合院，住进居民楼，联系肯定没有住在院里那么频密了，大家都成了熟悉的陌生人——这就是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