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威廉姆斯小时候经常听祖母凯瑟琳讲她在中国的故事，上世纪20年代在天津租界的舞会、北戴河的夏天、突然闯入花园的军阀士兵——对于外国人来说，动荡的20世纪中国既充满了机会，也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从曾祖父、曾外祖父搭船来到清朝，到亚当的女儿生在北京。这个家族中已经有五代人在中国生活，他说:“在中国的历史中，外国人从来不重要。外国人会变成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对于传教士来说，宗教职责的召唤之外，东方冒险的吸引力也很大。

亚当·威廉姆斯的外祖父大卫·穆尔医生原本想成为一个律师的，但是，对一个热爱西部电影的年轻人来说，单枪匹马去蛮荒之地传播上帝福音显然更刺激，身处英国征服东方的大时代，他的不安分和冒险精神可谓恰逢其时。1895年，作为苏格兰医学传教士的一员，大卫·穆尔坐船到了中国。同船的教士格罗佛（A.E.Glover）后来写了《遥远的奇迹》（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一书。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士，格罗佛每天都会带领同船的教士做祷告，他在书中抱怨，大卫·穆尔领头将教士们从上帝那里带走，去听有害灵魂的音乐。相对于宗教职责的召唤，东方冒险似乎对穆尔的吸引力更大。

1893年，工程师伦纳德·纽马奇来到中国，他是亚当的曾祖父，曾参与修建了京奉铁路。义和团运动时，伦纳德一个人在山海关，一方面要保护好火车头，另一方面还要安顿在丰台的家人。从他给天津总部的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形势的紧张。1900年5月22日，他们准备第二天将火车从桥上转移下来，以免被拳民破坏。五天后的一封电报又说，车站被拳民烧了，铁轨被毁坏了，他们撤向丰台。当时还在长春的穆尔医生一家则躲在好心人的马车后面逃过了拳民的追杀，义和团是从南门进入的，他们恰好从北门逃了出去。

这场可怕的暴动，给在中国的外国人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除了盗匪、军阀、瘟疫，这个国家还有一批极易被煽动的劳苦大众。仅在奉天（沈阳）被杀的天主教徒就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堂，主教、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

1911年的夏天，大卫·穆尔医生和他的家人来到了奉天的盛京医学堂。关于这场旅行，还穿插着一个英雄主义的传说，穆尔医生搭乘火车前往奉天时，车厢里有人已经感染了瘟疫，他果断组织了隔离工作，阻止了瘟疫的进一步蔓延，他因此获得了清政府颁奖的大金龙勋章。

“盛京医学堂（1911-1912）”的校史中，这样写道：“1911年的奉天开始于瘟疫和死亡，结束于一场可怕的革命。”东北并未受南方战火的波及，但是革命的余波令社会动荡，“盗匪横行令乡间道路变得不安全，通信也变得困难”，医学院首批学生的招生考试在1912年的1月进行，老师们十分担心第一届的144名学生能否顺利来考试。

参加医学院考试的学生里，“一半以上年轻人已经剪掉了辫子，有些人将头发梳成了时髦的外国发式，而有些人的头发横七竖八的，仿佛还没有适应没有辫子的状态”，但局势依然是不明朗的。就在医学院招生考试进行的第二天，城里就传出十名革命者被处决的消息。最先剪去辫子的那批人都不敢在大街上走。直到1912年2月18日，奉天城内的龙旗才被象征共和的五色旗所取代。这一年，盛京医学堂（Mukden Medical College）成立，有五十五个学生在此学习。这是东北第一所西医学院，奉天的百姓根据地名通常称之为“小河沿医学院”。盛京医学堂使用英文教学，教材全部来自爱丁堡医学院，到1934年，盛京医学堂的学位获得爱丁堡医学院的承认，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爱丁堡医学院深造。

20世纪初的殖民地体验：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

到了奉天，穆尔作为外科主任，当务之急是将英文版的外科手术书籍翻译成中文，他的二儿子爱德华回忆，每次去跟父亲道晚安时，总是看到被书本环绕的父亲，他的旁边坐着戴瓜皮小帽的中国书记员。1972年，66岁的爱德华在就任“皇家外科学会”主席的演讲中，回忆起当年书记员用毛笔书写的那些中文字——它们出现在宣纸上、明代花瓶上是迷人的，但是一旦变成印刷体就变得有点怪异和笨拙，这大概可以概括一个英国孩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最初感受：有某种神秘的吸引力，同时因为晦涩难懂而略有抗拒。或许，他一度有过学习中文的热情，最后止于困难而难以深入。

穆尔家有五个孩子，为了上学，他们不停在中英两国之间旅行。通常都是母亲安妮带着他们回英国，将他们安顿在英国念书，母亲再回中国与父亲会合。在爱德华十岁之前，他已经进行了五次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长途旅行对于母亲安妮来说是一个疲于奔命的噩梦，但是对于穆尔家的孩子来说，那真是再有意思不过的事情。他们在哈尔滨上车，在卧铺车厢里待上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就到达华沙。沿途经过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等西伯利亚城市，翻过乌拉尔山，经过莫斯科、伏尔加高地，不时会被洪水、山崩阻断行程。当列车停在春夏之交的西伯利亚草原，乘客就能下车采点野花散个步。也有乘客流连忘返而在火车出发时被落下的，爱德华一直记得天津领事的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在铁道边大喊大叫的样子，是的，她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飞驰而去。

到20世纪80年代，穆尔医生的曾外孙亚当·威廉斯像他的祖先一样，进行了一次搭火车从中国穿越西伯利亚回英国的旅程。在这趟旅程中，乘坐中国绿皮火车的经验显然令亚当更加印象深刻，在小说《乾隆的骨头》中，他将部分旅行感受写进了女主角凯瑟琳对于中国二等车厢的观察，“每位乘客都自带了午餐，午餐饭盒里散发出大蒜和蔬菜的混合味道。放眼望去，到处都能看见人们大口嚼着羊肉饺子或者撕咬着鸡腿”，“比恶臭和闷热更糟糕的就是他们的吵闹声，就好像被关进了一个满是蟋蟀的笼子”。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相信每一个坐过绿皮火车的人都拥有这样的可怕回忆：脏、挤、吵闹。

外国人在20世纪的中国享受着诸多特权，但死亡也随时会降临。

一战之后的大流感差点夺去了穆尔医生的女儿凯瑟琳·穆尔的性命，她当时在苏格兰的寄宿学校上学。1921年，凯瑟琳乘坐“太平洋珍珠号”游轮到达了天津，当时她的父亲和兄弟都在开滦煤矿附属的医院工作，此时距离她离开中国的家已经有八年了。像所有父母在殖民地的孩子，穆尔家的子女都独自在英国上寄宿学校，直到第三代亚当·威廉姆斯都是如此。到了学校放假，因为在英国没有自己的家，他们必须都得跟父母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在一起生活。爱德华·穆尔说，这常常令少年时的他感到烦闷，晚年的时候，他回忆，即便跟很多人一样，他的学生时代不好也不坏，但是，他再也不想回去了。

凯瑟琳后来跟外孙亚当形容天津的生活，就像是在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参加不完的派对，有夏天去北戴河避暑欢畅游水的日子。凯瑟琳未来的丈夫盖伊是铁路部门的管理人员，拥有一节私人的车厢，用来画图纸和休息。他经常将车厢挂到火车上，带上自己的仆人，准备好一些吃的，直接行驶在到北京车站的一条支线上，车厢成为他与朋友们的私人旅馆。盖伊于1895年在北京出生，作为铁路工程师，设计了很多东北的铁路桥。

1924年，医生的女儿凯瑟琳与铁路工程师的儿子盖伊在天津结婚，婚后将家安在丰台，光是园丁就雇了四个。有天早上，凯瑟琳醒来发现花园被一群士兵占领，变得一片狼藉。当时正值直奉战争时期，这个红头发的女人单枪匹马闯入指挥官的帐篷，要求士兵离开自己的花园。当时，她看到一个光头男人发布了撤离花园的命令，后来才知道此人便是吴佩孚。还有一次，凯瑟琳与同伴坐着火车，正是吴佩孚和张作霖两军对垒之时，军阀惧怕误伤外国侨民，两军立即停战，等她们乘坐的火车离开之后才开火。这个情节后来被亚当放在小说《乾隆的骨头》中。

那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享受诸多特权的年代，但依然是一段危险时期，奢华的一切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1927年，凯瑟琳的女儿安妮出生在秦皇岛，东北的保姆会吓唬她，小心啊，张作霖要来抓你。很多年后，安妮自己当了母亲，当他的儿子亚当调皮的时候，也会用相同的话吓唬他：“你小心哦,张作霖要来抓你。”亚当说：“那时已经是五十年代的香港了。我从小就怕张作霖，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30年代，安妮在天津上学时，路上经常能看到河里漂浮的尸体。“卢沟桥事变”之后，她看到日本军人强迫中国平民下跪，并将木桶扣在他们头上，用棍子抽打他们。中国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1940年，盖伊让妻子和女儿先回英国，她们坐的是一条日本轮船，大西洋底下停靠着随时准备发动袭击的德国潜水艇，到了晚上，游轮要打开所有的灯光证明自己是民用船，当她们乘坐的轮船慢慢靠近英吉利海峡时，洋面上漂满了小船，那是从法国敦刻尔克海滩撤退的英国军队，其中便包括凯瑟琳的三个兄弟。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还没有成为“东方曼哈顿”，亚当家的第二代开始了他们的远东冒险。

战争带来了很多变化，在妻女离开中国后不久，盖伊从天津逃往香港，日军占领港岛之后，他与众多英国侨民一起被关进了赤柱集中营，在那里，盖伊的精神受到了损伤，战后回到英国变得十分怪异，不久便与凯瑟琳离婚，独自去了南非。他离开中国天津时，曾经将自己收藏的一批鼻烟壶留在中国的银行，战乱之中，一切都不知所踪，就像谁都不知道盖伊在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

战争结束后两年，安妮与炮兵队长彼得·威廉姆斯结婚。彼得与朋友一起做果酱生意，结果被朋友骗，血本无归，只留下一堆没卖出去的果酱。后来，凯瑟琳通过自己在远东的关系，为破产的女婿在天祥洋行谋得了一份职业，他先是被派驻日本，后来去到香港。1953年，亚当在香港出生，那时候的香港还没有成为“东方曼哈顿”，挤满了从内地过来的难民，他记得父母带他去清水湾游泳，那里的水不像现在这么浑浊，棕榈树的树叶影影绰绰，路上还有驴子。妈妈给他唱中国北方的儿歌：“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吱吱吱”——那是小时候东北保姆教给她的。当时的香港治安并不好，威廉姆斯一家在香港的生活既舒适又有不安，有一次，他的弟弟居然被保姆偷去了澳门，亚当隐约记得事发后房子周围都是巡逻的警察。9岁时，亚当被送往英国的寄宿学校，他还得重复前辈的生活模式：父母留在殖民地，自己独自回英国上学。

“文革”期间，回香港过暑假的亚当跑去香港边界看深圳的红卫兵练习扔手榴弹，他们手里还拿着红宝书，据说那是“表演”给英国士兵看的，有时候还会“表演”枪毙偷渡犯。像那时候的很多欧洲年轻人一样，亚当在英国的宿舍里也挂着毛泽东像，也买了红宝书。父亲的同事带他去看“左派”电影，在正片播放之前往往会有一段纪录片，看到漂亮、健壮的女孩在农田干活，亚当会觉得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很好。一直到1978年，在《南华早报》当记者的亚当才了解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状况，从大陆逃出来的人给他们讲了很多骇人的事情。有个从上海逃出来的大学生告诉他，文革期间，他们将报纸裁成小片当厕纸用，其中有一片上有毛泽东的头像。她和同伴几乎都要被吓死了，因为万一被人看到揭发，她们就会被送进劳改营。

在英国卖果酱破产的彼得·威廉姆斯后来在香港发展得很好，成为了香港赛马会的主席和立法会委员。亚当说，父亲有很好的眼光，“文革”刚结束，便已经与内地做煤炭生意了，他建议亚当去学汉语普通话，他相信未来中国会有大发展。亚当去台湾学中文，在那里，认识了台湾女孩福梅，不久便与她结了婚，并育有一子一女。

亚当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来到中国大陆的英国商人，他看到了80年代初期黑灯瞎火的北京，80年代中期非常有活力的中国，他说，你一定难以想象，当时国企的新年晚会上，大家印象中刻板的“老干部”会唱披头士的歌。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亚当对于中国的了解已经足以让他产生一些“今不如夕”的想法，但是，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怡和洋行的首席代表，他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前景的国家，现在威廉姆斯家已经是第五代在中国了。2007年，亚当与中国作家虹影结婚，婚礼上的花童是他们两岁的女儿波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