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满载着各国记者的俄航班机从香港起飞,原定坐在17A的爱德华•斯诺登却没有出现。这并不值得任何一个记者羞愧:在一个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雇员面前,即便他还不到30岁,新闻工作者那点追踪调查的手段实在不值一提。
冷战过去近20年,当世界已经更习惯于猜测“邓文迪离婚后会分到多少财产”这样的问题时,斯诺登和他引出来的棱镜门事件,把本已退居好莱坞的“间谍”,再次推到公众面前。
NSA认为自己比中情局好,中情局认为自己比FBI好,FBI又觉得自己强过前两个。
一直到2005年《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大量监听本国公民的国际长途电话前,“NSA”还是美国三大情报机构中最不出名的。这个据说是全球单独雇佣最多数学博士和电脑专家的部门,常年被吐槽为“No Such Agency”(查无此部门)——部门的座右铭则是“Never Say Anything”(绝不说任何话)。
美国调查作家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于2008年出版的《影子工厂:从9•11到窃听整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中,估测整个NSA有超过3.5万员工,是中情局的三倍大,在美国每年约500亿美元的情报开支中,“NSA拿的一定超过三分之一”。
美剧《24小时》的播出正赶上9•11,杰克•鲍尔为了情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契合了遭受恐怖袭击后的美国人的心情,包括美国政府。2007年,AT&T的前雇员爆出NSA监视了包括电邮在内的美国与海外间的所有通信并存档。2010年,维基解密的一个成员披露,NSA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监控了他包括gmail和推特在内的个人通信。这都是9•11的产物。
与《24小时》中虚拟的反恐部门CTU相比,现实中的NSA除了没有直属的外勤部门外,其他几乎一模一样:部门直接向总统汇报,技术官可以瞬间用卫星调出某个区域内的所有电话录音,以及,一到需要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FBI)合作时,便开始编排对方“程序复杂、古板且不可理喻”。
据NSA的事后报告,早在1999年,他们通过监听一段在纽约地铁上发生的长途通话,追踪到了位于阿富汗的本•拉登,接着又定位了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分部。在他们发现基地要派出两人前往马来西亚后,与传统做法一样,他们将情报的一半分享给了中情局——两人的名,而非姓,中情局因此无法在数据库中搜查到。当中情局的拉登小组好不容易在迪拜追踪到了其中一个叫阿米尔的恐怖分子,并发现他持有有效的美国入境签证时,他们又做了同样的事:禁止小组中的FBI特派员向美国总部报告基地组织成员即将入境。
尴尬的事情随之而来:阿米尔于2000年首次进入美国,中情局由于职权所限无法派出特工跟踪,NSA又突然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技术故障,监听中断了5天,情报自然也没有了。FBI的档案里有阿米尔所有的行踪纪录,却不知道他是个恐怖分子。在3个月后的国会调查上,时任NSA主管迈克尔•海登莫名地辩白道:“即便我们讲话这会儿,拉登正通过和平桥进入纽约,一旦他到达属于美国领土的这一段,他就是合法在美国的,我的部门必须尊重他的个人权利,不能以无根据的猜测侵犯他。”
显然,NSA和常人想法不太一样。摆过这场乌龙后,他们继续监听返回也门的阿米尔,预估到会有针对美国的袭击,却一直到阿米尔再次获得签证进入美国,都没有通知FBI。班福德的调查显示,在9•11发生前的两周内,两名恐怖分子一直住在离NSA总部只有2英里远的一个汽车旅馆里,没有外勤部门的NSA却只是监听。“他们有信心,自己一定能比FBI更好地处理这件事。”班福德说。
9•11发生后,NSA的无作为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质疑,反而是小布什签发了一份秘密文件,准许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监听不再走传统的法律程序。时任美国情报与国家安全联盟主管蒂莫西•桑普尔说:“911事件就像是敲了警钟,警告我们如果不再采取一些可能是极端的手段和行动,事情就有可能再发生”。
会小语种又会监听技术,才能成为“扩招”间谍。
就NSA没有外勤部门一说,9•11后担任NSA数据研究主管的埃里克•哈兹尔廷解释道:“我们收集情报,但通常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就像是空间中的无数个点,我们要慢慢地把每个点都联系起来——跟解谜一样,才能看到事情本身。”为了搜集这些“点”,NSA不断扩张,包括监听人员及用于存档的服务器。据班福德在2008年称,NSA光是听完现在存档的录音,就要花上几个月。
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中情局。电影《刺杀本•拉登》和美剧《国土安全》里都有一个不分昼夜监视“恐怖分子”并一遍又一遍分析数据的中情局女特工,这与上世纪流行的大腿上别着枪从天而降的美女间谍形象十分不同。使用高科技监视手段并对其整合分析是当代间谍的主要工作,也是“不用出卧室就能做的情报工作”。2008年奥巴马上任后,美国情报部门有了一轮大幅扩张,主要集中在监听队伍上。中情局在当年推出的电视招聘广告上,使用白人、亚裔及非裔三个形象道出:“当你能为祖国献出力量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企业上班?”2009年,中情局头脑亲自前往位于底特律的全美最大阿拉伯移民社区,招募特工。面对“阿拉伯背景的特工是否会遭遇更多信任危机?”这个问题,招聘人员答:我们会简化相关政策。
所谓的“简化政策”,主要针对能使用小语种的移民,尤其是会说中文、普什图语与达里语(两者均为阿富汗地区使用的语言)的。监听工作的低难度系数让越来越多普通背景的人加入了情报工作——正如中情局发布的介绍“斯诺登只有高中学历”一样。2011年,好莱坞大片似的中情局招聘广告问世,一个漂亮女生在街头独白:“我不再坐着看新闻,而是24小时地活在其中”,针对人群正是涉世未深的信息科技一代——与21岁进入军队,一度要“帮助伊拉克人摆脱压迫”的斯诺登一样。
美利坚的间谍“扩招”并未止步于此。《华尔街日报》2010年报道,单在美国本土,就有超过1271个政府组织和1931家企业为情报部门提供信息。斯诺登供职的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便属于这一部分。对于正式的工作人员,情报部门都会定期评估,这一类企业中的“临时工”间谍却未必,斯诺登的“道德困境”由此而生。
间谍的道德修养约等于对组织的忠诚度。
美国人一说到道德这个命题,英国人就要笑了。2010年,就在时任NSA高管的托马斯•德雷克爆出政府监听不通过法律程序时,有上百年历史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又称MI6,才首次准许其在任工作人员——局长约翰•索尔斯发表公开演讲。而在以往,英国的两大情报部门——由内政大臣管理的英国安全局即MI5,与外交大臣管理的MI6,都极为低调。大家对于这两个部门的所有了解,仅限于英剧《军情五处》和MI6特工詹姆士•邦德。
在英国记者彼得•泰勒于2012年制作的纪录片《现代间谍》中,一名被隐去身份的英国在职情报官员称,美国情报部门所使用的监听手段在当下的英国不可能发生,因为“你要填很多很多的表格,确保所有的事情都经过上级批准”。至于装摄像头或窃听器那一类任务,必须是在对象涉及相当严重的罪行情况下,经过部门高级主管确认,才能执行。这位MI5官员称:“如果邦德真的存在,那他绝不会活得这么潇洒,他要花很多时间在书桌前,写很多报告,接受很多评估。”
与9•11之于美国一样,英国情报部门在7•7伦敦爆炸案后开始“扩招”。低学历和有阿拉伯背景的移民,开始取代上世纪的牛津剑桥生,成为热门人选——如果能长得过目即忘,那就更适合执行外勤任务了。在MI6的网站上,你能应聘技术官等多个职位,网站甚至有中文版、阿拉伯语版和波斯语版。但与《国土安全》里女主人公克莱尔只身24小时监视尼古拉斯这一类美式孤胆间谍不同,英国情报部门强调自己的特工更讲求合作与“照规矩办事”。
200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向联合国安理会呈上“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这堆至今没有找到的“杀伤性武器”来自1999年向德国投诚的一名伊拉克工程师的口供,他称亲眼见到一种可以生产生化武器的移动设备。德国人把情报分享给了华盛顿后,这名工程师又给白宫画了一张图纸。近十年后,鲍威尔当时的首席幕僚威克森公开承认,因为图纸“不够漂亮”,鲍威尔让他组织了团队重新做了设计,这才呈到安理会上。而让威克森承认的前提是,那名伊拉克工程师在萨达姆死后,坦承图纸是捏造的,他根本没见过这种设备。他说:“我只是想让独裁快点结束。”
间谍对自身的道德审视从来都是与忠诚度有关的,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笔下那个莫名其妙就成了中情局间谍的谭纳现实中并不存在——为了找宝藏就加入情报行业,也实在差强人意。而他的反面教材是2010年背着炸弹把中情局阿富汗分部炸翻的基地组织—中情局双面间谍。MI6经常用来发给投诚间谍的是减刑和金贵难求的英国护照,他们在7•7后策反了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的头目,继而出动了阿拉伯面孔的特工,去接近被供出的一个在英国的组织成员。在情报部门的叙述中,打入敌对组织的间谍绝不能像《无间道》那样和犯罪团伙一起打砸抢,他必须不温不火地等待对方提出购买冲锋枪这样的要求,再联合另外两个扮演军火商的同事,人赃俱获地拿下对方。
随着司法程序的完整,现代间谍必须为上级部门提供完备的多方证据,才能“证据确凿”地将目标送进监狱。在上述案件里,特工提供了每一次与恐怖分子接触时的对话录音或视频,仔细拿捏该说的每一句话。前任伦敦警察厅反恐主管鲍勃•奎克总结道:“我们(的特工)不能鼓励目标去犯罪,不然上了法庭,就会受到许多质疑。”
这当然不是说英国的间谍工作是完美的。利比亚内战期间,MI6派出的一支秘密小组在着陆后就被反政府军逮捕。外交大臣事后在国会上解释这支小组其实是去协助反政府军的——但对方不知道,引得台下一片哄笑。
间谍的门槛降低了,但综合技术要求反而更高了:既能耍美人计,又能编写加密程序。
安娜•查普曼原名安娜•库斯琴科,二十出头到伦敦后,她跟英国人艾利克斯•查普曼结婚,2006年,她前往纽约以查普曼的姓氏开始向美国政经界渗透。这个有着经济学硕士学位的俄罗斯美女自己编写了一套程序,能使用加密网络与附近的上级进行数据传输,避免了暴露身份的危险。2010年,她与当地的一个俄罗斯间谍组织一起被FBI逮捕。
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寻常的反间谍程序,实则不然。在FBI的报告上,这个间谍组织潜伏美国长达15年——而FBI知道他们的存在也有10年了。这些俄罗斯人依靠购买死去的婴孩身份成为“美国人”,其中一名叫辛西娅•墨菲的女间谍已经是曼哈顿某银行的负责人——在她被逮捕时,邻居依然认为,相对于俄国间谍这个身份,“我更能相信她们一家是火星人”。FBI反间谍部门主管弗兰克•费里尤兹说,美方之所以打破沉默,是因为安娜成功接近了一名内阁成员,“近到能妨碍国家安全”。但安娜没有被送进监狱,她和被捕的成员被送到了维也纳,用来交换4名俄罗斯羁押的“美国间谍”。回国后,她被普京邀请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为企业做金融类咨询,还主持起了电视节目——在一个由克格勃担任总统的国家,这样的转型也不算太高调。
现代社会也许降低了间谍的门槛,社会透明度的提升却让间谍可以行走的灰色地带越来越窄,在和睦的国际关系下,很少再有国家愿意为间谍任务承担责任。斯诺登选择把情报分给不同媒体,不无他的忧虑。
在被安娜交换回美国的四人中,最赫赫有名是俄罗斯核武器专家伊戈尔•苏佳金,他因频频造访美国驻俄大使馆而被牵入间谍罪名的调查。但他一直否认自己的间谍身份,还计划要返回俄罗斯:“我都是正大光明去的美国大使馆。我觉得,真正的间谍应该是秘密工作的。”他道出的,也许正是千古不变的间谍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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