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7年遭受改造的广州城中村猎德涌边，祖先牌位经历了一场颠簸之旅。拆迁前，李姓、梁姓、林姓、麦姓等各姓村民回来拜祭祖先，随后将祖先牌位移到保留区内的老人之家和万福李公祠，待祠堂重建后再将祖先们搬回祠堂。临近拆迁时，不时有村民在猎涌边摘龙眼树叶，拿回去挂在自家门口。据介绍，这是当地习俗，因为祠堂将拆，村民担心祖先责怪，挂龙眼叶“挡煞”。

这一切自从破四旧之后，根本不可能发生，随着乡党的消亡，民间敬畏祖先的活动被认为脱离革命，是陈旧腐朽的旧社会产物。农村乡党的经济基础和组织结构被系统地摧毁，宗族活动被降到地下文化现象的层次。但是，这种蛰伏的乡党社会，却在改革开放之后重又抬头，逐渐复活。

在现今南方的乡村，特别是粤、桂、滇、黔、湘、赣、闽、浙、徽等长江以南地区，乡党正以惊人的速度复苏。修祠、修谱、祭祖等最基础的乡党仪式在许多乡村里蔚然成风。迄今为止，江西农村六成多姓次已重建宗族。

上面提到的广州猎德村的祠堂，因为城中村的拆迁，大部分被迫推倒重建，如今甚至已成为珠江之滨一道风景。但终归是新造的建筑，略欠些许传统的积淀和厚重。

倒是一些偏僻的乡村，因为远离权力中心，根子断得浅，那些仪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第一时间恢复。而且淳朴的民风，让当地人试图复制过去的乡党仪式。乡党们请出硕果仅存的乡老，让他们恢复过去的记忆，同时后辈有心之人从旁学习，以图恢复那些仪式感十足的迎来送往、繁文缛节。

一个复古的乡党典礼范例

2103年元旦，湘南山区里一个叫下塘莲湾的小村一反平日的平静安详。在外打工的男男女女已经回家，四面八方的贵客即将来临。小山村里将要举行一场隆重的宗族仪式——宗祠落成庆典。

吉时一到，披着大红布，载着四乡贵客的车徐徐开来，车上装载着方圆几百里甚至外地赶来的宗族代表,还有族谱编篆委员会成员，他们等于整个宗族的领袖。车来到村口，早有盛装的礼生恭候，鞭炮轰鸣，唢呐喧天。礼生与每人鞠躬作揖，贵客们被迎到祠堂前面。各路贵宾陆续到达，他们还有乡里县里的贤达，甚至还有乡政府、村支所的代表。

每一位宾客来到，就有唢呐一曲伴随，这是提醒也是恭候。司仪会当场拆开宾客的利市，大声唱出：某某贵客送上礼金若干，旁边有红榜一幅，立刻有人会将礼金写上。有的文化人老先生还会送来墨宝对联，尽是些吉利的语句。

这天落成的宗祠叫谷氏“有钊公宗祠”，据传开基祖先叫谷有钊。村里村外的人簇拥在祠堂之前，等候揭幕。牌匾用红布蒙裹，两位村中德高长者获得了揭幕的荣耀，在他们略显紧张持重的动作中，红布缓缓落下，两挂绵长的鞭炮轰鸣炸响，唢呐手的腮帮子吹得鼓圆。

喧闹过后，头面人物顺序发言，族长对着乡党们不急不缓地说出一些吉祥之语，诸如吾家于何年何月何日重修祠堂已成，特此敬告列祖列宗，望祖宗保佑者云云。接下来营造师即工程队的老板也是设计师上台，他会把修宗祠的经过，以及账本详细汇报，收到多少捐款，支出多少钱，尚有多少结余，一分一毫不得差错。其他宗亲代表也得送上贺词，表示同姓之亲的羡慕鼓励之情。这些亢长发言，满足所有人向祖先表达敬意的愿望。台下乡党们自然要专心致志，听得滋滋有味。

接着乡党们将早已准备好的五谷或牲畜等祭品，送入祠堂之中，中间是一块从早上新宰的肥猪身上切下的方方正正的刀头肉，肉上按古礼撒上几颗盐。族长敬上高香三柱，点燃蜡烛两只，酒敬3杯，乡党三鞠躬。

结束揭幕典礼，整个庆典才过一半，此时已经日近中天，祠堂庆典的宴席开始了。

这时主家的司仪将站在祠堂门口高声唱道：哪位贵客请上席。听到名字的贵客不能立刻答应，在中国传统的礼数中，必有谦让的习惯，主家的后生会在人群中找到这位宾客，三番五次地邀请，贵客才不急不徐地往里走。

宗祠通常会有二进三进，每道门口都有一位礼生恭候，双方作揖致敬，礼生再三延请，贵客方才一道门一道门地走过。直到宴会主席，这时唢呐声会奏出响亮的乐曲，一位族中最懂礼数的人将充当陪席的礼生，他将完成最后的工作。

斯文儒雅的礼生与贵客互相作揖致敬，但贵客千万不能马上坐到位置上，否则会贻笑大方。此时四处鼓乐喧天，根本听不到言语，所以最后上席是由无声的体语完成。

只见礼生会把某个座位抬一下放下来，这是示意贵客的座位，贵客自然作揖回礼,表示已经知道了；接着礼生拿起一个碗用洗碗水涮了倒掉，告知这是你的碗，贵客再度回礼；然后礼生拿起一双筷子高举过鼻，示意此乃用箸，当然贵客会第三次回礼。当一切完成，站在上席的礼生让出位置，走到下席，双方最后相互作揖致敬，贵宾才坐下。如是者，第二位贵客再重复一遍刚才的繁文缛节……

整个过程要求不紧不慢，动作优雅自然，要体现儒家的中正平和，谦逊恭敬。

直到所有人落座，唢呐响起，开始上菜，每上一道菜都吹一道唢呐。菜上之后，陪席给最为德高望重者夹菜，敬酒，主席贵客除了吃喝之外，一切不动，都有陪席帮着倒酒装饭。宴席结束，族谱编纂委员会还要借宗祠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修谱进展，并将相关事宜提交大会讨论。

直到日头西斜，整个庆典方告结束，唢呐一吹，鞭炮一放，礼生到村口站着，面带如沐春风般的笑容，给贵宾作揖致谢，恭送离开。

族谱的总编辑谷先生说：“这种庆典，在乡村里几十年不遇，可能人的一生也难得一两次。整个迎来送往，繁文缛节的过程中，是一种韵律感，仪式感十足的体验，它合乎中国儒家审美的中庸和谐。同时仪式感的庆典会感染参与的后生晚辈，获得礼的教化。”

古代的乡绅之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绅的道德感召力。但经过半个世纪、特别是近现代的巨变，多数农村的传统已经丧失殆尽。再者，乡绅之治是以乡绅之知识优势，由乡党中文盲和半文盲对知识阶层的尊敬为权威来源的。如今农村已经基本消灭文盲，如何让这些有知识的新人重新回到乡礼之中，仍然面临着某些问题。比如年轻人大多离开乡土，他们想要接受这种淳朴民风的教化，必须放开手头工作。在湘南的这个范例中，乡党们仍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回家寻找自己的根。

现代城市乡党的三种形式：

商会，与政府博弈

中国的商会特点在于其明显亲缘和地缘性特征，甚至有人说“商会就是乡党会” 。

这些商会在集合商业资源、扩大人脉及招商引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就在去年，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与陕西省浙江商会签署协议，缓解商会企业融资难问题。

有趣的是，虽说政府商会里一直都渗透有政府势力。这一点最明显的特征是介入领导职务。学者陈剩勇等人对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调查中，发现其发展事实上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作为或不作为。为了便于与政府沟通，提高商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温州服装商会还邀请政府官员或社会名流担任名誉领导职位，以增加商会的行政合法性。同时，他们还指出，“这绝非意味着商会是依附于政府之上的，成了他们的附庸”。

同乡会，情感交流站

截至2012年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同比增长3.9%。在这样大批农民往城市流动的背景下，珠三角近年来的民间同乡会发展迅速，仅深圳市就有200多个同乡会组织。广东籍贯的同乡会基本以县为单位，每个县在珠三角各城市都有同乡会。而外省在广东的同乡会，除了以省为单位外，个别省市还以市为单位成立同乡会。

缺乏正式的组织架构，流动怎样来确定自己的生存方向？“跟着老乡走，才有安全感。”对外出打工的乡民来说，同乡会能带来迁移方向的信息传播。

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同乡会实属传统中国宗族文化的延续。它的身份资格来自差序格局中的一环：当家人、邻里、亲属、以往的朋友、熟人都不在身边，在外乡中最为接近中心，也就是自身的一种关系。在亲密和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同乡会成了农民工们孤独心理的取暖之处。温州商报的一个调查显示，由于上班时间长、社交网络局限、工资收入低等问题，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情感孤独，而经常感到孤独的占16%。尽管一些企业推出“情感交流站”等心理咨询手段，但不开心时，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朋友和老乡。

黑社会，反映中国焦灼矛盾

对于一些同乡后来发展为帮派或黑社会组织，长江学者徐勇教授认为，目前，城市里的犯罪团伙性的特点越来越突出，犯罪团伙一般是找当地人合伙，同乡会正好给了他们认识的机会。

今天的民工，大部分聚集在城市村庄里面，成为“城市部落民”。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黑社会势力猖獗、劳资纠纷已成中国焦灼矛盾，且这些矛盾已几成制度性压榨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结盟性、组织性的团伙犯罪的催生，直至“黑社会性质”和“黑社会”这两种较高阶段的有组织罪案的泛滥。

2005年，《南方周末》报导的“少年民工阿星杀人事件”中的阿星，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是一个以“砍手党”刑事犯罪著称的村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有40多名温江村青年被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警方抓捕。这张犯罪者的亲缘网络，并非是在城市里孤立存在的，而是依托老乡聚居区这张更大的人际网络中。老乡聚居区，在城中村仿佛山村飞地。但这是被本地人歧视与的“故乡”。文/钟瑜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