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合称为“乡党”，即“家乡”，如《论语》中有“孔子之于乡党，恂恂如也”。后来又转意为“乡亲”，如柳青《创业史》中有“但愿你两口白头到老，俺乡党们也顺心” 。

传统乡党社会的消亡，应始于清末光绪帝废除科举和开新学堂的“新政”；加速于大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最后消亡于从1946年至1953年，席卷全国的“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运动”中；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以及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给被摧毁的“乡党”踏上了最后一脚。

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后，“以往传统社会中充当统治精英和主干的士绅阶层，现在被摧毁了”。

他道出了乡党消亡的核心原因——乡村精英阶层的消失。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这些精英就是以乡绅为主体的乡村自治领袖。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乡党们的社会关系不由官府直接干预，而由乡党中进过贡院、考过功名，或做过官等有知识、操行、人格背景的“斯文人”主导：乡村有红白喜事，他们必须儒雅地站在村口，面带发自内心的微笑，打躬作揖迎送贵宾；祭祀时带领宗亲，抑扬顿挫、语速徐缓地念着祭文；若乡党有诉（讼），则端坐祠堂中央，闭目、一言不发，听完双方痛诉后大喝一声：“你们都是不孝子孙，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对于普通人来说，要中科举除了天生聪颖外还需祖上积德，谈何容易？但能识文断字，谙熟《乡党应酬》，乡党们必委托你办他们办不了之事，简单如过年书写对联。一旦被乡党们认可这方面才能，你就晋升到基层斯文人之列，你就是乡党的领袖——乡绅。

这种认可是乡绅莫大的荣誉，也导致了，当土改到来，一些平日恭敬谦卑的乡党指着他们鼻子批斗时，乡绅自感斯文扫地，因为受不了屈辱，多少人自缢而亡，以期生前能保持乡绅那份体面和尊严。

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今时今日，真正意义上的“乡党”概念早已消亡，现在它只“宅”在三秦大地的口语里，或文学作品中，引人遐想，供人追寻。

晚清以降面临现代转型挑战的乡党

代表旧时代的乡绅也明白，科举见废，现代民主自治方式将取代以士绅为主的乡党基层自治，旧式乡党要在现代化转型中逐步消亡。众多乡绅虽不情愿，但还是努力转型，并积极培养适应新社会变化的“接班人”——有责任、优秀的“现代公民”。

如晚清变革的精英，后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各民主党派骨干，以及在各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大多是乡绅的后人、门徒弟子。

邓中夏的父亲是晚清举人邓典谟，晚年修纂了《宜章县志》。另一中共早期领导人彭湃的祖父彭藩是个工商业者兼地主，彭湃是名副其实的“富三代”。

乡绅一项重要职责是赞助教育。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四川富商成立了基金（相当于现在的NGO），补贴川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邓小平便受益其中。邓的父亲邓文明曾是广安警卫总办（团练局长），在家庭殷实时，还曾办过一所学堂，同样是乡绅的一员。

史学界的巨人陈寅恪的祖父是积极推进光绪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帮助巡抚力行新政的陈三立。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晚清以降的精英与乡党，在血缘、经济、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乡党”中不乏像上个世纪的党史专家邓力群等意识形态的左派代表，但是更多的人在体制内外，为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努力。

北伐后蒋介石发动了一场“清党运动”，原因复杂，不作赘述。但有一点肯定无法回避——早期极左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违背了中国的主流价值，对乡党社会进行了不合常规的破坏。

耗费毛泽东32天考察撰写出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推动农民翻身，消灭地主剥削为核心内容，在当时并不被待见。陈独秀看后，大骂毛年轻气盛、思想偏激，中共中央拒绝刊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也冷处理了毛的手稿。可见，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不认同“过激的农民运动”。

“乡党”在民国的转型过程因战争中断

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反目后，中国乡村社会面目全非。上世纪30年代，一批有志之士开始中国农村改良运动：教育家晏阳初最早到河北定县搞平民教育运动；国学大师梁漱溟辞掉北大教职的身份到山东邹平乡搞自治建设运动；西北军高官彭锡田等在河南镇平、内乡进行自治自卫运动。

国民政府在局部地区尝试新的保甲制度，希望通过打破几千来“皇权不下县”的模式，让中央政权势力渗入中国基层社会。政府特设农复会，制订合作社法，成立农本局，

基督教团体喊出“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1930-1931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派美国乡村事业专家鲍德斐博士来华，协助指导中国基督教会的农村工作，在昌平、昌黎、通县牛堡屯、保定樊家庄等地设立农村牧区。

中国基层社会的改造，要倚重教育的发展。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七七事变”之前五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那时“教育经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

可是多方尝试，无法让中国社会像邻国日本那样顺利转型——传统精神的“接力棒”并没有从“旧乡党”传递给“新乡党”，也就是现代公民。

“七七事变”生生切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过程。抗战结束前后，国统区人民承受着货币贬值等灾难，整个国家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许是地缘政治作祟，苏俄式的革命对中国社会有极强的吸引力，乡党还没有来得及转型、蜕变，就遭遇了历史的“暴风骤雨”。

土改镇反导致乡党的社会形态基本消亡

让地主乡绅迅速消亡的土改，撬动了乡党社会的地基，它以剥夺生命权，即肉体消灭为开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赤（中共苏区）白（国民政府统治区）交界地带，破坏极为严重。据南京大学退休教授姜平的《邓中夏一生》记载，在湘鄂西的边境外，有三十里宽的地区内不见人烟。

自1927年8月起，在全国发生了100多处农民运动。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明确提出，参加苏维埃的代表都要负责杀20名敌人。

第二次土改高潮发生在1946年“五四指示”下达后的北方解放区，这次运动也存在许多极左的状况。

晋绥行署议员牛荫冠回忆他在晋绥党校搬家途中，发现一位在抗日时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区长被绑在树上，群众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最后被活活刮死。

晋绥行署副议长、知名乡贤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在家务农但十分开明，刘象坤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就参加革命。结果，刘象坤在1947年土改批斗中，被乡民你一棒子我一石头活活地打死。

根据《安阳县委关于工作得失材料》，安阳5个区在1946年到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共杀1619人，其中“地富中农”共990人。安阳的二区南阳城村，杀了119人，占全村人口14%。对于极左状况和错误，从1947年到1948年，共产党连续发出多个文件纠正错误，特别是“四八指示”。（《太行解放区土改中错误偏向及其纠正研究》）

更大规模的消亡发生在新政权建立后的全国土改，杨奎松考证的数字显示了那个年代残酷的阶级斗争：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中透露，1947年土改“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

同时进行的还有镇反运动，“来自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名，其中共杀了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71.2万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1.24‰，部分地区高于这个数字，如江西达1.6‰，福建则高达2.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杨奎松）

费正清判断，通过土改共镇压了一百万到二百万的“地富反坏”分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52年年底，除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完成。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生产资料。很显然这些土地来自4500万的地主与富农。（《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杨奎松）

消灭乡党的方式方法——以组织的名义发动群众斗群众

本来是乡党邻里，怎么一夜之间群众运动就变为群众斗群众？

作家野夫在《乡关何处》里写道，“在古代汉语中，它（组织）只是一个动词——编织与构陷”。他的大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是“组织的人”，“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是组织的某个螺丝、刀片版的部件”。

组织在乡党消亡过程中，代表的就是让螺丝组成的机器运转起来的能力，即权力。当时土改的组织就是农会，或工作组。

台湾史学家陈永发的弟子陈逸达用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为样本对东北土地改革研究后得出结论，农会主任代表的是权力，当时有一句流行语——“一切权力归农会”，如果组织不空降农会主任老杨，李有才肯定斗不过地主阎恒元。

工作组干部“老杨们”，一般都是异乡人，与当地人没有瓜田李下之嫌，无乡党间的亲友故旧，所以他们下得了手。他们还能言善辩，更会利用《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等文宣品去教育、发动群众。

这些空降的“老杨们”只是发动，并不直接动手肉体消灭地主乡绅，动手的是当地的“二流子”。现在老一辈回忆时还认为，“工作组的人是好的，坏就坏在地方上。”

污名化和道德矮化是发动群众最好的办法。由“五四指示”开始的解放区土改刚好发生在抗战结束后不久，打击乡党的手段，就是把土改与打击“汉奸”、“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结合起来。

半解放区是沦陷区，当地的地主乡绅或多或少与伪政权都有交集，以民族大义扣上“汉奸”、“特务”和“恶霸”的帽子，这种方式使这场从政治上消灭地主、士绅的运动，取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

毛泽东在《湖南运动考察报告》称，农民运动用清算、罚款、捐款（实为逼捐）、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等九种方式从政治上去消灭地主——乡党精英。这些手段在1949年鼎革前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老杨们”的权力之所以能发动群众，还有更实际的原因，权力可以让一穷二白的百姓一夜间有了田，住地主家的房子，甚至睡地主的老婆女儿。中国传统中“吃大户”、“均贫富”的记忆被激活了。在经济上剥夺地主的财产是消灭农村宗法社会另一种有效方法。

经历土改后，保甲制被农会、党支部取代，由此演变成今天的村民委员会+党的村支部，村下面是生产小组的模式。

价值文化层面的消灭——毁儒

要发动群体斗群体，实质就是鼓励相互揭发。但这与传统道德不符，孔子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儒家伦理主张亲亲相隐，不认同土改、镇反、“文革”鼓吹的相互揭发。只有“毁儒”才能让群众突破伦理关，然后发动他们相互揭发，相互批斗。

从“五四运动”开始，孔子就成了反面角色。如果说肉体的消灭直接使乡党速亡，而“毁儒”是从根子上消灭乡党。绵延两千多年的孔家终于在文革时期被踩在脚下。

儒家用“礼”的形式来维护其主张的价值观——“仁”。“礼”在世俗层面表现为婚丧嫁娶、祭祖拜神明等的仪式，以及传统节日。结果，除了传统的春节（过年），节日一度变成了国庆、“五一”等带有深厚意识形态的日子，直到2008年中国才将清明、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

祠堂是宗族祭祖、议事的庄重场所。家庙、祖庙是敬神之所；族谱承载着对宗族的认同；家族的祭产，为祖宗血食所关。土改时，祭产被宗族内外的群体析分；文革破四旧，族谱大都成灰烬，宗祠等精湛的建筑艺术被毁。今天南海西樵山一块块铭刻着先辈名字的石碑，就那样静静地躺在游人如织的大道上……

乡党消亡的后果——乡村伦理纽带的断裂

在乡党消亡过程中，既按照那些“美好”设想埋葬了封建糟粕，又埋葬了传统乡村的伦理价值观。

与刘少白一起为乡亲们兴学办好事的还有边区议员牛友兰。他把自己的财产都捐给了共产党，但土改时遭受绳子穿鼻游街的羞辱，并且要他的儿子，晋绥行署副主任牛荫冠牵着陪斗。

更有甚者，儿子弑父。上面讲到的刘象坤被打死时，儿子刘武雄被开除公职，正从晋绥行署回家。此人听说在开批斗父亲的大会，连家都没回直奔会场，上台痛斥“恶霸”刘象坤，与父亲划清界线。然后他跳下台从一位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的尸体胸口连捅两刀。

人伦丧失还表现在农会成立后，南方部分宗族观念十分强烈的山区居然出现了宗族间通婚现象。在乡党消亡后，乡村已经没有任何权威能阻止这种婚姻。老一辈人认为，这些婚姻男女就是在参加农会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并得到了农会或工作组的支持。这让现在族谱的编纂者犯难了，如实记载，从辈份上说，族谱里难免出现姑姑嫁给侄子，甚至爷爷辈娶孙女这类无以面对列祖列宗，颜面扫地的尴尬。

像土改这种对财产不合现代法分配的方式，变相鼓励好逸恶劳。在上世纪30年代参与中国农村建设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12月就土改专门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讲了三个故事。

一个五十多岁贫农出身的三轮车夫，三十年来用血汗钱买了120多亩地，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只能入城做车夫；另一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用终身积蓄零零星星买了20多亩地，加原有的合计30余亩。结果土改一来“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全部化为乌有”。

董家有一个亲戚有田地七八十亩，弟兄三人分了家。老大勤恳积下钱来，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吃鸦片，将田地卖光。结果土改一来，老大的田分了，老二可以分田进来，“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

至于家谱经年不修，一些民间家族记载中断，国史补缺不足，已经不再为人关注了，在现代人眼里，反正有了国家户政部门，家族的年庚簿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本文作者系21CN网副总编辑，广东省文化学会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