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张岂之先生是4年前,86岁的他腰背挺直,身材高且瘦,面容清癯,口音犹带一点江南软糯的拖腔。在清华园教工宿舍区的那方斗室里,阳光透过窗玻璃打进来,照亮了一摞摞书册,有种光阴沉淀的况味。
从我带去的报刊中,他抽出一本时政杂志,封面上是国家机构领导人的肖像。“这是副总理马凯;这是教育部长袁贵仁;这位,外交部长王毅,原来北二外毕业的嘛。”他的语气平淡,像在谈论年轻的学生。
事实上,他也当得起一声“先生”。1927年出生的张岂之,经历过张伯苓治下的南开中学,又在北大、清华哲学系受教于多位名师,毕业后留在校园,如今的职务是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他的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王岐山。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2011年,时任副总理的他到陕西考察,下飞机就去看望了张岂之。
“见面后我问他,你最近读什么书?他说读《旧制度与大革命》。”那天的会面在陕西宾馆,张岂之记得,王岐山谈得最多的是托克维尔的两本书,他们还交流了对吕思勉、严耕望关于中国典章制度论著的读书心得。
公开的新闻图片上,王岐山双手搀扶着送老师上车。临别前,张岂之赠送了自己编撰的《中国历史》六卷本和《中国思想学说史》。
时隔两年,我问及送那两套书的寓意,老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送给他,送保健品不合适,很庸俗嘛。只有送自己的书,让他知道老师这几年做了些什么,他如果想看一看,在这方面增加一些知识,那也是好事情。”
毕生和文化教育打交道的张岂之,有一种淡泊、温和的东方式古典范儿,譬如他并不愿多谈这位身份特殊的学生,唯恐沽名钓誉;即使请他评价自己的其他学生,他也保持谨慎,唯恐厚此薄彼。
但他也会迸发“一根筋”的倔强。北大讲席教授俞可平曾提及张岂之“一件崇尚学问、看轻官位的趣事”:有次校庆,主持人介绍西北大学的业绩时,大谈培养了多少官员,不谈培养了多少人才,“身为校长的张先生实在听不下去了,居然不留情面离席而去”。
虽然被授予“国学终身成就奖”,但张岂之早就表示过对“国学大师”一类称号的拒绝。“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他有几顶桂冠,其中一顶就叫‘国学大师’,季先生公开跟媒体讲这个桂冠对他不太合适。”张岂之说,他的老师90多岁尚且不敢用,自己当然更不能用。
他甚至提醒慎用“国学”概念。他认为,自1927年王国维沉湖之后,由于学科分类,中国可以有文学史专家、思想史专家、哲学史专家和美术史专家,但笼统的“国学大师”已经不存在了。
有责任把故事留给下一代人,因为今天的学界没有了那样的趣事。
张岂之更愿意分享教过自己的北大教授们的趣事。那些故事听起来充满古典风度。
1946年,他考入北大,大二时选修了任继愈的“隋唐佛学”,同学只有5个,但任先生没有请过假。某个学期,西方哲学史专家齐良骥的“英文哲学名著选读”更是只有张岂之一人选修,系里也未因此停开这门课。结课后,齐先生还向张岂之询问自己讲课的不足。
中国哲学史专家石峻“热情奔放,随时挥洒,听得人天宽地阔”,但他湖南口音重,有些地方听不明白,张岂之就整理出来,写信请教。石先生有时留下书,用纸条附上阅读提示,还把张岂之带到自己的宿舍,让他挑书。张岂之提出写借条,石先生不要。
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的熊十力,年纪很大,讲“新唯识论”。“他讲的是佛学方面的东西,我们年纪很轻,大部分听不懂。他拿着拐棍,点点头问你:悟了没有?”因为害怕先生的手杖,教室前排几乎没有学生去坐,但熊先生把学生当小孩子看待,从未发过脾气,也不打分数,“因为北大听课太自由了”。
“贺麟先生,也是一位老先生,也有这样的风度。他讲黑格尔哲学,有些我们听不懂,直接告诉他。他点点头:‘回去查资料,下次再讲,现在讲得不清楚。’他虚怀若谷,让我们更加敬重。”贺先生翻译了中文版《小逻辑》,让学生每周抽一天到他书房,根据外文版对中译本加以校正。张岂之据英文版,他的英文是在南开中学跟美学家方东美的夫人学的,考北大时完全不在话下;另外4名同学据德文版。每次正式话题结束,他们在贺先生书房,就着贺夫人准备的茶点,海阔天空闲谈。张岂之记得,贺先生提到,陈康译注的柏拉图作品不但注释精准,而且用词考究,例如将《巴曼尼底斯篇》中的“idea”不译成“理念”而译成“相”,是很重要的再创造。
当时最让张岂之如沐春风的,就是北大文学院这份中西贯通的风气。院长汤用彤开了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印度哲学史四门课,他希望学生知道,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懂得外国哲学史。中文系教授杨振声讲荷马史诗,将《伊利亚特》与屈原《离骚》作部分比较,神采飞扬。而外文系的朱光潜讲雪莱、拜伦、济慈时,也会对比中西诗歌艺术美学的异同;冯至除了精通德国文学,也对杜甫诗歌有系统研究。
后来到清华读研,张岂之一直想听金岳霖的课,可惜那时候金先生已经不讲课,因为思想批判开始了。如今,谈到年轻人对金岳霖的关注点,张岂之说:“不要想太多,我觉得他们是一种友谊。”他理解人们对名教授私生活的兴趣,但他认为,金岳霖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友谊维持到了最后,这是美谈。
他喜欢读西方人物的传记,傅雷的翻译“有特殊的味道”。冯唐翻译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张岂之是在王岐山推荐后开始读的。“冯唐这个人很有才,他译完还请北大外国史的专家校正过,非常好读。”
“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
虽然怀念北大文学院当年那栋灰色小楼,但张岂之并不羡慕过去。“我更喜欢现在,自由的、竞争的,学生思想更加解放。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贡献,后来者不要否定以前,前者也不要否定后来。时代总是向前,我喜欢现在这些大学生。”
过去,从学问大家身上师承的风范,他一直努力向年轻人传递。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葛岩毕业于西北大学,他描述张岂之夫妇讲课时的风度:张夫人孟昭燕教戏剧,“时而《雷雨》,时而《玩偶之家》,时而《茶馆》,如水泄般地诵出大段的台词,加上她好听的北京腔,就让你像是身临剧场”,而“古代思想史课的老师是张岂之,斯文儒雅,很少看教案,却能把古人原话大段写下来,一写一黑板,意犹未尽,擦掉再写出一黑板”。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原院长吴予敏同样记得,孟昭燕悠然自得,抑扬顿挫,将戏剧艺术概念和名作赏析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姿态就好像永远做着一个优雅的观众,幽默而又略带嘲讽地窥透戏剧的秘密;张岂之的“中国思想史”则是当时全校最热门的课程,每堂课45分钟,每句话、每个板书,都精确到读秒、精致到方寸。“他述说着汉儒董仲舒、竹林七贤、六祖慧能和程朱理学的故事,娓娓动听,丝丝入扣。中国思想的涓涓流脉顺着他那略带拖腔的江浙口音在教室里盘旋。”
吴予敏后来读文艺学研究生时,写了一篇文章被内部审查。“那时岂之先生已经是校长了,一天他唤我到他办公室,除了问问学习近况,就聊起来近期他看过的《芙蓉镇》。”张岂之告诉他,那部小说写得好,要相信历史终究不会倒退。
这份师者之心,张岂之并非仅向门下学生开放;对素昧平生的路人,同样以温文尔雅的善意相待。
有网友曾分享“偶遇张岂之”的经历:在万圣书园看书,遇到一位瘦高老者与人交谈,老者说自己元旦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讲老子。“我晓得国图那天确有一场讲演,题为《读任继愈先生的〈老子绎读〉》,主讲人是大名鼎鼎的史学泰斗张岂之先生。”于是他“不假思索,冒昧上前向张先生问好”,张岂之态度随和,与之品评了架上书籍的优劣,相谈甚欢,还邀请他上门做客,临别殷殷叮咛,令人受宠若惊。
在同一间书房,我问张岂之可有遗憾之事,这位浑身书卷气的老先生认认真真回答:遗憾就是觉得自己学问不足,对经济学、法学缺少研究,对中国历史的文献学、语言学也缺少较好的知识储备。“在我年轻时,许多时间浪费了,在年龄最好的时候没有条件扎实地学习。我不敢和老一辈学人相比,也不敢和现在的年轻学者相比,所以我对自己的评价是过渡时期的学人,有热情,有毅力,但是根底不足。我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如果我现在正在大学读书,那就好了。”
他引用了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恩师侯外庐的话:“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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