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采访快结束时，陈天灼无可奈何地表示：“我真的不需要工作室。”对于“窥视艺术家工作室系列”来说，没有别的话比这更让人垂头丧气。可另一方面，“陷入僵局”恰好从另一个虚无的角度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一个不需要工作室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是什么样的？

除此之外，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些严肃的、看似远离初衷的问题，比如：艺术家真的需要工作室吗？工作室到底能为艺术家带来什么？物理空间是如何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相作用的？又或者这一切不过是被夸大其词了而已？

美术馆里冷酷静谧的当代艺术是美妙的，纽约街头的hip-hop也是美妙的，世间万物都是美妙的。

离正在搬迁的黑桥艺术区以东5公里，位于北京东北五环外的金盏东村就是陈天灼的工作室所在地。北京初春，大风呼啸，空气几近透明。这种恼人的天气颇为适合北方的城市郊区——一片荒凉却充满希望。

挨着京客隆超市的一条不起眼的狭窄巷子，就是金盏东村的入口，当地一个村民当起了门卫，可能是工作来之不易，他显得热情无比，用洪钟般的大嗓门给眼神迷茫的路人指路。

和北京其他艺术区一样（除了798），这里“环境恶劣”，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流动性大使得村里常年施工，工人们站在房顶上，弓着腰把瓦砾往楼下扔，不一会儿废料就堆成了小山，到处都是运送建筑材料的手推车；所有房子都被刷上了清一色的水泥外墙，没人在乎美不美、好看不好看。大部分人都是租户，他们来了又走，对于建设美好家园兴趣索然。

陈天灼去年本想去黑桥租一个工作室，可是没空位了，他就来了金盏，这里价格合理，“一个月五千”。这两三年，金盏艺术区逐渐成形，可依然没聚集起旺盛的人气。

陈天灼的工作室是一个两层的loft，一进大门便让人立刻领会什么叫没处下脚，用“爆炸式的凌乱”来形容毫不为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由气泡塑料膜覆盖的巨大白色人形物体，它仰卧在紫色的货运箱上，手和脚无助地翘在半空，在相隔一米的另一个包装箱上，是它身上的几根白色的“腿骨”和“脚掌”。

这个装置被称为Asian Dope Boys，曾经出现在巴黎东京宫“Tianzhuo Chen”个展上，这同时也是陈天灼2015年在北京创建的厂牌名称，直译过来可以叫“亚洲兴奋剂男孩”（目前仍没有官方中文译名）。这个年轻的厂牌涵盖音乐、舞蹈、艺术和出版，并且有一个强大的副作用，那就是颠倒你对表演和行为艺术的认知。这位年轻艺术家雄心勃勃，他的表演剧目将夜店文化、锐舞派对、hip-hop、佛教、日本舞踏、动漫、LGBT群体，以及装置、绘画等毫不相干的元素搅和在了一起，制造出一种癫狂的虚拟宗教体验。

他这么做的理由很充分。陈天灼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艺术圈的观众“很多都很烂并且故步自封”，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只为这部分观众服务，而是要让“一般的观众看了也能进去”。

除此以外，包容是必须的。所谓的当代艺术追随者应该意识到，艺术之外的天空仍然广阔，不要总是盯着沃霍尔、赫斯特或者草间弥生，不要言必称左岸、东区、格林威治村，那太无趣了。要知道美术馆里冷酷静谧的当代艺术是美妙的，纽约街头的hip-hop也是美妙的，夜店里混合了多巴胺和催产素的污浊空气同样是美妙的，世间万物都是美妙的。

在英国待了7年，陈天灼身上多了许多本土艺术家没有的兼容并蓄，他对地球上存在的任何文化都来者不拒，并且厌恶了艺术家们对身份和归属感的过分强调。

他曾经在一次艺术讲座上聊到自己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几乎所有伊朗艺术家“都在用头巾做作品”，这种对身份标签没完没了的重申显得“千篇一律”。

所以，哪怕已经看了一圈陈天灼的作品，但还是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你很难轻易下结论，说他是行为/表演/装置/舞台艺术家，要想用地域去概括他就更难了，陈天灼早就抖落掉了“亚洲艺术家”“中国艺术家”的包袱，甚至可以说他从来就没背过。唯一能描述陈天灼的词就只剩下——“年轻艺术家”了。

然而，在如此混乱的语境下，他的作品仍然心系观众。他无法忍受来看演出的人 “觉得尴尬”。

看了无数次国内外现场，陈天灼对尴尬体验感触颇深。“表演中一些很雷的桥段，加上不专业的音乐和舞台，就会让现场气氛奇怪起来。观众不知道台上的人在干吗，但台上这个人还特别投入在干那件事情的时候，就尴尬了。”

为此，陈天灼总结出了一套防尴尬的妙招，他希望现场能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对于一个剧来说，观众能否理解叙事不重要，不知道台上的人干吗也行，但至少要能调动观众的情感，否则就会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

陈天灼对工作室的态度是开放式的：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工作室。他觉得艺术家不是非得有一个工作室。

和他的作品属性一样，陈天灼的工作室也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的困惑会时时刻刻伴随着你，无论你怎么绞尽脑汁，都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这就是我一仓库。”陈天灼一语道破天机。工作室的一楼，除了占了三分之一面积的Asian Dope Boys装置，余下的空间就被纸箱子、废旧的旅行箱、假象牙、桌子、椅子、衣服等道具挤得水泄不通，只留下一个狭窄的通道供大家鱼贯而行。

爬铁质楼梯上到二楼，依然是那么琳琅满目：近百种小型演出道具，比如定制的纸伞、草帽、牛脊骨、菜刀、茄子座椅，等等，好多道具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到底叫什么、在哪场演出里用过。

他把用过的道具叫做“废墟一样的存在”，已经不会再用第二次了，“但好像也不能扔，只能永远堆在那儿”。

正当我们仍处于眼花缭乱的时候，一个规规整整的中式古董家具映入眼帘，和周围“群魔乱舞”的气质格格不入，这个古董床来自陈天灼父母的收藏，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家里没地儿搁了”；纸糊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和艳粉色凯迪拉克格外耀眼，拿手里看了半天，也没明白是什么东西。“这是我的冥币收藏，”正在被拍照片的陈天灼转过头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爱好这个，没事儿就去淘宝上买点。”

“我家里也没比这强多少，仔细想想，之所以我的工作室使用效率这么低，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注重生活方式的人，如果打理得很好，弄得井井有条的，我可能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它相处。可它这么乱、脏，我自己都懒得来。”

的确如此，厕所由于年久失修，马桶里已经呈现七八条放射性的铁锈色线条，地上乳白色的瓷砖被泥土死死地糊了一层，一切都在透露着这里人迹罕至。

在巴黎东京宫表演完之后，一个浑身赤黄半裸、戴着金色假发，脸上化着小丑妆的演员低着头玩扑克；另一个演员脸涂得惨白，戴着黑框眼镜，胡子被染成了紫色，身上穿着绸缎质地的道袍，正叼着烟准备点火。这一幕被拍摄了下来，成为之后陈天灼在长征空间的个展“自在天”的海报。

正如这幅海报所传达出的那种对完美不屑一顾的劲头一样，陈天灼的工作室也是如此，他对生活层面的形式感没有追求，所以拘泥于此没有必要。我们不会在他的工作室里看见一幅幅摆放整齐的作品、得到的奖杯，或和圈内大咖的合影，不必以此对所有到访者宣誓自己是个货真价实的艺术家。

他认为“认真是乏味的”，他懒散休闲，语气平和，如果不是身上这些色彩斑斓的行头，你估计不会认为他和先锋艺术有任何关系。

这种“吊儿郎当”的气质和他的作品风格一致，即便是他最疯狂的作品也丝毫没有年轻艺术家那股生猛的、想要马上给一切下判断、分对错的劲头，他觉得艺术作品的批判“特别无效”。“你抵制资本、抵制神灵有效吗？我的作品就是提问题，这跟佛教一样，是开放式的。”

他的一切都是开放式的，往好了说是“兼容并蓄”。他坐在沙发上，外套是从日本买回来的，白绿相间，像一块巨大的皱皱巴巴的塑料布，看上去没有什么保暖功能，里面穿着在法国买的紫色卫衣，菲利克斯猫的运动裤非常扎眼，他左耳戴着从印度淘回来的耳环，是三个从小到大串在一起的圆圈，脚上穿着一双至少两个月没刷的运动鞋。

他对工作室的态度更是开放式的：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工作室。“我觉得艺术家不是非得有一个工作室，我不需要把居住和工作分开，很多人需要这个，我也认识那种十点来六点走，就像每天打卡上班的艺术家。有的人没事也能在工作室待着，觉得工作室清静、能思考。我既不需要群居生活，一堆艺术家聚在一起搞创作、没事聚会那种，我也不需要多清静。我就需要舒服，屋里暖和，有个沙发能窝着，冰箱里有啤酒，电视开着，最好连办公桌都没有。一有形式感我就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