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指数：1998年，262万人。2012年，267万人，流动人口400万人。

房价指数：1998年：25万元新台币/坪。2012年：79万元新台币/坪

打车难度指数：三颗星

灰霾天指数：2011年，PM2.5平均浓度为31.8微克/立方米。

城市定位：“健康城市”、“无线台北城，行动任意门”、“让台北超越台北”。

1998年，《新周刊》对台北的评价是：“最陌生的城市”。15年过去，随着自由行等各种交流和两岸各自的发展，台北已经成了最亲切的城市。在这里，你可以拾回旧时的回忆。

在评价一本名为《从台北到北京》的书时，一位杂志总编说：“这是一本关于距离的书——不是从台北到北京，而是从北平到北京。这是一本关于梦境的书——梦里是北平，醒来是台北，或者北京。胡同台妹的书让我心酸——她寻访大陆时总是与梦境衔接不上，而我站在台北街头时却感慨中国原来在这里。”

如果林语堂老先生穿越到了现在，在街边踱着步子跟你讲：“它包容着新旧两派，但它本身并不稍为之动摇。它是贫富共居的地方，你可以留连在一个茶馆里，一整个下午不走。那里的果蔬新鲜；桃就是桃，柿就是柿。它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呼吸之地……”那么他讲的不是旧时的北平，就是现在的台北。

台北是老北平的穿越版。老北平没有高楼，台北也只有一座：101大楼。这让看惯了现代都市的Lonely Planet将它标注为“世界上最丑的城市”。台湾人龙应台同意此观点，并在《野火集》里写“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却也从没想过要把任何地方拆了重建。

作为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把曾住过9位市长的日式官邸改成了艺文沙龙，任何路人都可以进来喝杯咖啡。另一幢老楼“西门红楼”也完整的保持旧貌，无条件给各种平民艺术家们使用——胡适故居、林语堂故居、钱穆故居也都完好健在。北京人邓庆瑜在台北车站开的北平田园馅饼粥店，33年都没挪过地方：曾经在老北平里生活过的人们，在台北获得了不会消失的家。

在台北，有30.02%的房子年龄超过30年，且高度不超过五层。台湾银行总行、台北邮局、台湾博物馆、中山堂等老建筑，以及大稻埕、剥皮寮等老社区也都是货真价值的古董，尽心尽责的展示着一段段丰富过往。台北政府也曾想改造这个在外人看来旧而矮的城市，但如同1955年的台北都市更新计划，只为了不砍掉一排老榕树，居民们就组织起此起彼伏的社区运动。市政府只好让步，并让负责改良设计的林正修当上民政局长。

只是，“最丑”这个名号还是让台北市长郝龙斌心中不爽。2010年8月，台北开始改造30年以上、五层以下的老楼。能够实施改造的条件是：必须征得半数以上住户的同意，并在“一坪换一坪”并附送车位的基础上，提供2倍上限的容积奖励。到了2013年，“老屋改造大作战”总共成功了16案，也让文林路上的王家成了最牛钉子户——因为他所居住的社区中超过75%的居民均同意拆迁，政府“强拆”了整栋建筑。王家于是把政府告上了法庭，政府也没能把他怎么样，只让副市长牵头成立第三方公正协商平台，期望能让公平协商顺利完成。

台北，曾经是只出现在罗大佑歌词中、侯孝贤电影里的陌生之城，已经越来越熟悉——大陆客们正不断穿过海峡，来到这座岛上感受“最美的风景是人”。

那些老北平城飘荡已久的灵魂在这里安家，在异乡重筑故土，用我们久违了的善意与亲切搭建起旧时的生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