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K带着那对香港姊弟走进那家红包场。说实话我们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的。我们在西门町那些卖着廉价鲜艳的发箍、小镶花银戒或耳环肚脐环、假发假睫毛、毛靴毛袜，或是刺青的小店铺间穿梭，在奇异地就将这些廉价碎物穿戴在身上行走着的年轻男孩女孩的身体间摩肩接踵、挨挤擦撞。一开始我们有这样一个错误印象：只要将那些闻名而来的观光客哥们儿，带进这像海底岩礁丛聚的区域，像潜水员戴着面罩踢着蛙蹼对他后头跟游着的人比手势，看看，眼前就是鹦鹉鱼、藤壶、海蛇、偕老同穴……运气好你可以看到一场华丽的礁岩带小礁鲨的猎食秀。但你发现你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可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告诉那对香港姊弟，以前汉中街的老骑楼，一排都是那样的红包场。我试着描述记忆中那有一种脏糊老旧的一楼窄楼梯口，用压克力裱框贴了一张张明眸皓齿但说不出表情哪里怪怪的、驻店女星的照片（所谓“怪”，就是她们皆年华老去，不该再穿这样梦幻粉红或淡紫蓬纱小礼服或金色旗袍曲线暴露露胸翘臀，一脸凄迷少女的扮相了），她们都有惊人的艺名：“舒奇”、“蔡依玲”、“林志铃”、“隋糖”、“章紫怡”……像某个时代最昂贵顶级无法亲近的女神的发光形貌，只要稍微拗折塌瘪一些地方，便像哈哈镜塞进一条衰老（却不是未来，而是充满昔日秽物、残败、墙面灰粉剥落的过去）长街，所有的人屈腰缩头，便都能挤进这个即使镜面糊满屎斑或虫尸的浮华之梦。

这些在西门町脏旧暗影大楼里的红包场，观众席下一桌桌坐着的，都是那些打盹、梦中都还是黑白片影像的老人们。他们眼前的塑料杯里盛着冷掉的三合一冲泡咖啡，甜腻恶心。他们还能要求什么呢？百元钞还能逞大爷，还有乐队、旋转灯舞台，光雾迷蒙中还是有一个旖旎女体缀片如蛇鳞流晃，扭腰摆臀、巧笑倩兮的“歌星”。我们这种童年时光还把锡制发条小车、橡胶大同宝宝或便宜塑料歪斜小恐龙当作珍藏宝贝的一代，何需去学那些以计算机光屏进入世界的年轻世代之眼，去歧视这些形状没糊好的老人们的绮丽梦境？

但我们在那生猛廉价年轻人聚挤成的蚁巢迷宫里穿来绕去，就是找不到一家我所描述的红包场。珊瑚岩礁丛里某个“必然存在之物”，竟然灭绝了、消失了。像是原本熟门熟路翻查某个昏睡老人大脑褶叶里的晕糊梦境，有一天，这个老人嗝屁了，所有原本在他梦中，像沟渠里脏污悬浮的孑孓、精液、残羹饭粒和斑斓油污般摇晃、移动、自生自灭的那些老人，那些脸上抹着厚粉的老歌女（奇怪她们的小腹圆凸赘挤、屁股特大，但从那裸上截的晚礼服露出的香肩和酥胸，还是那么白皙腴嫩），那些抹着发油穿白西装的老乐队，那些帮你将一张千元钞换成一叠红色百元钞，且无比细心分别装进一枚枚红包袋里的穿女侍服的欧巴桑……全随着那蒸发的梦境，烟消雾散。

我后来几乎像赌气般，带着那对提着两摞沉甸甸凤梨酥的香港姊弟，在那钟乳岩洞般、挤满蟑螂同类幻觉的西门町巷街迷宫里穿梭。“大哥，没关系，我们不是一定要看‘红包场’啊。”他们脸色煞白，落后我十步之遥狼狈跟着，用极重的广东腔哀求着。“不，一定有，我一定是搞错方位了，从前这里一整排都是。”

后来我们真的找到了一家（啊，我猜它是否是全西门町硕果仅存的一家红包场），我们搭电梯上了楼，但和我对他们描述的不同，那观众席摆开咖啡桌座的空间比想象中大一些，且各桌坐的并不是我记忆中那些垂耷着头打盹，像静止爬虫类的老头，而是一群一群结伴的类似台商或房仲公司员工聚餐，那样族类杂驳，有中年人有年轻人，也开啤酒吆喝举杯。但舞台上还是灯光魔幻迷丽一个身段婀娜的半老歌女款款轻摇唱着上世纪30年代上海流行歌。于是这一切像带着时光博物馆的橱窗展演意味了（像是去参观“8·23”炮战时的地下碉堡，或是20世纪初九份那些矿工去的老电影院）。价格也比记忆中昂贵许多，光是个人最低消费（茶或水果盘加听歌）便400元（所以四个人一落座就要1600元），还要加上那比起来像保持古老童趣的换百元钞包红包。我突然有一种像玻璃杯盏被摇晃后，像骰子换成另一组重新来过的“靡丽该付的费用”之计价：那些我们眼中颓圮化石般的老人，当他们年轻时走进红包场，台上唱歌的女孩也都还是青春玉女，他们递上的红包纸里的100元，在当时物价可也是漂丿（闽南语，潇洒之意）又气派啊。然他们沉迷于此，所有人一同老去，终于有一天，后来的经营者将时光货币归零从头计算。现在的我正是当年的他们（也赶来享受一下荷包吃紧感）。

我们坐最角落一桌听歌。有个风姿绰约穿着蟒白掐银丝花纹高开衩旗袍的女人在上头唱着《甜蜜蜜》。我对一旁的小K说，这女人若年轻十岁，其实典雅很像年轻时的吴静娴。他一脸茫然，笑着说：“这不是我的菜。”我才意识到小我十岁的这一代，连用揣想进入那靡淫情境都无魔法之密码了。对他只是隔着一层玻璃窗看时光遗迹。这之间女侍们不断换人殷勤来服务，我们脸皮薄，一次就给一个百元红包，眼花缭乱间1000块就没了。又换了1000元。但接着是年轻或年纪较大的歌女，连番坐我们桌，搭讪，点烟喷烟递名片。我们只好逐个递上红包（其实也才100元）。

我发觉这些驻店歌女，除了原本的四十多岁以上的“老女孩”，又混进了一批新的外来族群，一些三十岁左右的大陆姑娘。有一位坐较久的湖南姑娘（我猜她还生嫩，很怕转台到各桌去哈啦，发觉我们这桌特温和友善，便聊了起来），她说在深圳待过十年，遂用一口流利广东话和那对香港姊弟嗨呀讲呀聊起来。她才来这家店两礼拜，神色显得很仓惶。后来她要我们把两份饮料签她的单（我们不知那是什么意思，当然就答应了）。但接下来至少转了十几个递上名片的歌女，都来问我们饮料签了哪位女孩的单，我才知那是她们现在兵家必争的业绩和面子（不再是站台上唱时，手上展示的一叠红包袋多寡了）。几乎年轻一点的递上的名片都有MSN或脸书账号。我们又换了一次千元钞，有点感到吃不消了。后来那位很像吴静娴的雍容大姊也来我们这桌敬酒，我们也将剩的两份单签给她。这时在暗影和舞台灯忽明忽灭之瞬，我才发现她有一只眼是瞎的。但她在和我们哈啦间，用出的烟视媚行和黏蜜工夫，真的比那些三十多岁的小辈要让你胃头酥软，真的，有一度她还倾身小鸟依人靠在我后肩，隐约不着痕迹用胸部滑过我，然后在我耳后耳语：“有空Call我，嗯，我想跟你喝咖啡。”比起那些年轻的晚辈一嗅到我们非寻芳客，便露出真性情叽叽喳喳抱怨老板、景气，低声讲其他歌女坏话，似乎这大姊在示范：“小蹄子们，看看什么叫做‘红包场’皇后。老客人不是来一次就剥皮，是要让他们拜倒在你舞台上的风华，让他们回到本来生活觉得一切味同嚼蜡，只想存钱再躲进这浮华幻境，忘记流年，跟随着你一起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