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后与其50后父辈有如下区别：他借百度或谷歌思考并得出答案，而父辈的信息源仍是报纸、电视或单位；他借手机、电脑表达情感，而父辈诉诸笔和纸；他的朋友都挂在网上，而父辈的朋友都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他的钱全在卡里并通过网上支付，而父辈认为钱不握在手里、不面对面交易心里就不踏实……

新世代生活在一个外包的世界。从思想、情感、生活、娱乐到观念，什么都是外包的。其结果就是你人格的外化。父辈人格是外化到组织或单位的，新世代则外化到了财富、商业和科技里。在一个外化的世界，人们不诉诸内心，也懒得诉诸内心。当然，今天比父辈们当年“狠斗私字一闪念”，表面看是进步了。

但父辈的世界没有毒奶粉，没有地沟油，没有闯入小学砍小孩的疯子。

人心是最大的变量。什么制度变革、经济发展、社会重建，人心不强大，再绚烂的表皮都难掩内部的溃败。

网络让我们更接近还是远离了自己？

多数时候，我们是在跟屏幕交流，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人。熟悉的陌生人取代了熟稔的亲朋好友。

网络让我们更聪明还是更愚蠢了？一派认为，网上信息的劣质化必然导致我们注意力的退化，“无所用心”的感官浏览网上信息，而少有深度思考和创造行为；另一派强调，是网络让人们掌握了知情权，明了真相。

肯定的是，网络快速改变着人们的心智状态，让人们始终处于“在线（on-line）”状态。所以不再有伟大的著作，不会有诗。所以不再天人合一，远离了大自然（nature）。最终瓦解了农耕文明的和谐幸福感。

《科技想要什么》的作者凯文·凯利则更加乐观向前，他提出原子是20世纪科学的图标，网络是21世纪的图标。要想领悟复杂事物的本质，需要一种“蜂群思维”，我们的思考是众包的、公布式的，不再有中心——无论是个体中心还是网络中心。比如揭秘一起恐怖事件或某位贪官，需要开动所有的信息挖掘机，分布式解构，还原真相。

但当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云亦云。只要是官员必是贪官，只要是专家肯定是砖家，看似较2的言论大家一齐恶搞，在这些习惯性思维主导下，网络一片谩骂恶搞之声。最后自己灰头土脸，都不高兴。

美化的说法这叫众神狂欢。其实网络延续了现实社会的金字塔关系。有发言权的还是那些意见领袖，没有的依然还是没有。众生总是看别人在发表什么观点，总是听别人在聊什么话题，于是转发、转发，再转发。

你看姚晨做公益，你跟任志强骂房价，你学李开复做自己，你在方韩大战中站队……你的内心是由他们构成的杂拌儿。可你自己呢？

网络似乎让我们更聪明了。但心智心智，有智无心，更明白了也更不快乐了，聪明难成智慧。

到底是众愚成智，还是众智成愚？网络让我们更接近还是远离了自己？Think about it.

少即是多，少但是多。少则得，多则惑。我们肯定是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了。

有人说，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个喧嚣的末法时代，人人都看似能讲道理，但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有电视这个东西，孔子也不会拒绝的。”易中天如是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读老子、孔子，或《易经》、《内经》，觉得说的都对，但一做事就错？因为古人一生研究天象、养生或做人，那是他们的专业，吾道一以贯之。而我们一生心多旁骛，在网络上漂浮，临到做人做事总不地道。

少即是多，少但是多，古人不贪多但求精。网络海量资讯，我们是更有还是没有了判断力？

手机还没用熟就换新款，最后还是那几个应用，书还没看完就赶着看名人推荐的书。最终是看不完的书，看了N多微博之后心智并未增长，赶不完的潮流上不完的当……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其实德国建筑大师凡德罗提出的设计哲学和实践，早就被老子说过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五色乱目，五音乱耳”；五味令人口爽，却失去本味。少则得，多则惑。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借智慧。

中国山水画中的人居图，可谓人居与山水高度合一。居于山水之间是古人人文的生活理想。例如《富春山居图》中，人与山水，就是隐的关系，人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虽然古画中人物很小，但人却拥有了整座山林。反观现代人，虽寄居在所谓豪宅之内，其实不过是给自己造了或买了一座漂亮的监狱罢了！因为他是与山水隔绝的！

与自然贯通，方拥有丰富的灵魂。今天的儿童借宫崎骏的眼睛看自然。是啊，如今写书的人比买书的人还多，人们却忘记去读大自然这本书。

简单就是最大的美德，既是消费观，也是生活观。

什么是真正的环保？把东西做经久耐用了就是环保。那些老皮包、老单车、老手机一定会再回来的。

在这个喜新厌旧的时代，所谓环保秀皆是伪环保。

改革开放后，我们经历的世界是一个“去魅”（disenchantment）后“再入魅”（enchanting a disenchanted world）的过程：世俗化将伟人搬下神坛经历了一个“去魅”过程，现在，消费主义令人们“再入魅”——人们虽然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比如时间、金钱和产品，但都被无穷无尽的奢望和消费欲所吞没。传媒正是造就这些超级欲望的原凶。世俗化之后社会又有了新的宗教——商品拜物教。

市场经济当前，“消费拉动经济”不仅影响西方，也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有两方面值得警惕：一是社会生产消费的麦当劳化，使产品廉价制造，人均消费量剧增，最终让大自然不能承受。二是炫耀性消费，颠覆传统的低调做派，极尽张扬之能事。

少是一种美德，少是一种追求，少是一种智慧，少是一种力量。

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在《一个家具商的自白》中提出“简单是最大的美德”。简单是一种美德，既是消费观，也是生活观。我们可以少得恰到好处，少得精致，少得奢侈，少得美妙。

回到自己，回到自身需求，回到够用原则，回到情感的真实，不贪多贪新。

所谓“正规教育”是批量扼杀孩子灵性使之变成平庸之辈。教育不教做人等于白教。

莫言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不懂什么叫成功。他小学没念完就被迫辍学，一个人孤独地在草地上放羊和冥想；后来又混迹于社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与传说，并铭记在心。所以经济学家盛洪谓莫言是条“漏网之鱼”。

所谓“正规教育”就是批量扼杀孩子灵性使之变成平庸之辈，于是“有知识，没文化”，或“有文化，没主见”的产品批量产生了。

乔布斯也是条“漏网之鱼”。他一开始就不想上大学，讨厌学校强迫他上那么多他不喜欢的课。他认为把父母省吃俭用的钱花在学校是不值得的。比尔?盖茨退学不是因为家庭财政困难，但他也从人人羡慕的名校哈佛大学退了学。正是这两个人，以他们没有被教育磨损的天赋灵性，领导了现代最深刻的革命——个人电脑的革命，手机革命，从而改变了世界。

地方政府要“打造100个乔布斯”，“打造莫言产业”，但政府永远不会明白乔布斯和莫言是怎样成功的。

南怀瑾太湖大学堂的孩子们有定力。他们身上有儿童的本真面孔，那种远离成功学、远离功名的淡定。大学堂的学生不许用手机、电脑，不看电视，有不懂的字查字典，比如查“虎皮鹦鹉”，电脑是点对点一下子查到了，而辞典要经过什么科什么目，对同类鸟群也有了解，知识就这样增长了。

大学堂的老师说，我们的小孩是跑长跑的，越大了越厉害，因为他们会有慧根，懂得取舍。

南怀瑾曾答记者，文化是个什么东西？文化是个空洞的名词。衣食住行，坐卧起念而已。做人和生活比读书更大。最怕读书读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美枪击案凶手曾经是优秀学生，河南小学生被砍案凶徒是信奉世界末日的邪教徒，但他们都是社会教育的产品。教育不教做人等于白教。

温故1942，想想少年派，我们需要理性和良知填充那颗“黑暗之心”。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一九四二》提出的命题是，当人为了活命而奔波，他与神灵光相交，或擦肩而过。我们为什么要在豪华影院里品味一个少年的历险或中国人的苦难？并非为了励志或吃得更多一点。而是一个怎么活的问题。理想的人生，是让一个人少年出家接近神性，中年到人生战场搏杀，晚年又回归寺庙的。岂不妙哉？

李安整部电影都是在布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要降服的孟加拉虎。从虎眼中看到的，是自己情绪心性的倒影。驯服老虎，就是驯服自己。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告喻人们的正是“生存、生活、生命”这三生教育，首先要学会生存，然后懂得生活，最后探寻生命的意义。现代教育者以己昏昏，何以使人昭昭？

《一九四二》提醒我们是怎样一个健忘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说好听点是修复能力极强，说难听点是健忘症深重，直到再来一次。

将自己依附于某个强权之上，将自己交给权力机器，由它来为我们作主，这是《逃避自由》一书探究的主题。作者弗洛姆写道：人们由于忍受不了这种随自由而来的孤独和寂寞，乃至患上精神病，由此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自由……逐步培养起人们的权威主义性格，而法西斯纳粹主义正是人类关系异化的顶点。

没有理性，没有良知，黑暗之心就占据内心的空白，针对小学生的枪击事件或砍伤事件就发生了。这不是将犯罪嫌疑人说成精神病就一推了之的。河南当地领导说“讨论这有啥意义”更显示出传媒所说的“结构性冷漠”。

一心想成功会让我们输掉什么？

因为诱惑太多，我们都在奔跑，筋疲力尽，但遗憾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奔跑；因为成功至上，我们都在拼搏，蓦然回首，却发现我们需要把握住的其实很少。

远离了自然，远离了理性，远离了良知，我们的内心就会被黑暗占领。

当代人尤其缺乏“同理心”（empathy），一种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能力。这个社会和教育的设置就是让我们互相疏远，考试和应聘就是打通关，大家的“任务”就是打败其他所有人。

我们的父母真心实意地急于帮助我们做得比别人更优秀，我们的老师一门心思地要求我们考取各类证书，于是，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们很多人就成长为情感麻木、对内心良知视而不见的人。我们对大自然的认知是残缺的，我们对社会关系的认知是残缺的，我们对自己内心的认知是残缺的。

在追求竞争和超越的过程中，我们都变得与他人疏远了，他人即成功的障碍，自然即无尽索取的矿产，见山开山，见佛灭佛。这样，自然不可持续，社会不可持续。我们一心要赢，结果却是满盘皆输。

所以，请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