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玩我的游戏。”
电影《头号玩家》的结尾，VR游戏《绿洲》的创始人哈利迪说出这句台词后，关上门离去。作家兼资深游戏玩家张佳玮说，看到那一瞬间，他险些哭出来。在他看来，这句话其实也是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想说的，言下之意是：“感谢你玩我的游戏——感谢你来经历我制造的梦。”
制造梦境和奇观，正是伟大的电影和伟大的游戏的共同点。用时尚的说法来说，这叫给游戏玩家营造“沉浸式体验”。
“身为一个此时此刻家里摆着四台PS系列主机（其中PS1是在巴黎某个老店里淘的）和两台Xbox、steam上装满老游戏、电脑里装满模拟器、每天用psVR影院模式打游戏看视频、没事喜欢在海拉尔大陆烤苹果+蘑菇+用盾反收拾哥布林的家伙，看这电影时，除了看到梗的感动外，更多的是在想：‘终于有电影人准确掌握游戏·电影的正确打开方式了——终于有电影人理解我们了。’”张佳玮在豆瓣上这样写道。

一切皆是游戏
《饥饿游戏》《刺客信条》《头号玩家》《西部世界》等影视剧，或者直接改编自经典游戏，或者展现游戏的情境，或者设定游戏世界观。它们的扎堆出现，基于这样的现实——全球游戏玩家已经超过20亿，游戏产业规模达千亿美元量级，游戏文化已经迈入主流文化范畴。
“一切皆是游戏”，在1938年出版的《游戏的人》中，荷兰社会学家约翰·赫伊津哈这样断言。1933年，约翰·赫伊津哈在伦敦作题为“文化的游戏成分”的学术演讲。主办方屡次想把题目改为“文化中的游戏成分”，每次他都坚持用自己的说法。“因为我的课题不是在种种文化征象中确定游戏的位置，而是要探明文化自身到底承担了多少游戏的特征。”
约翰·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定义是：“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他的这一定义，囊括了所有动物、儿童和成人的“游戏”，比如力量和技巧的游戏，发明、猜谜以及种种机遇，展示和表演的游戏。“我们大胆地称‘游戏’范畴是生活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
请教精通汉语的同事之后，约翰·赫伊津哈发现，中国人用不同的词语来指代游戏：最重要的是“玩”，它主要指儿童的游戏，但也指向一些特别的意思——“忙于或乐于某事、戏耍、嬉闹、嘲笑、说笑、讽刺。它也意指抚弄、感受、检验、嗅闻、捻弄小装饰品，乃至悦于月光”，其语义关键是“以游戏的关注把握某物”或“轻快地专注”。至于技能游戏、竞技、赌博或戏剧表演，中国人另有词汇来表达。
按照约翰·赫伊津哈的泛游戏观念，戏剧表演是一种游戏——正如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所写：“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而且一个人在他的时代里扮演许多的角色。”也就是说，人生是一个角色扮演（RPG）游戏？出生地和属性纯属随机，各种技能需要打磨，经常需要作出抉择，不同的抉择玩法也不同……
看似严谨、庄重，似乎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的法律诉讼其实也是一种游戏——准确地说，是受到固定规则约束的一场比赛、竞赛，对阵双方最终求助于仲裁人的裁决决出胜负。那些准备执法的法官只要一戴上假发、披上法衣，就超越了“日常生活”。“诉讼案可以看成一种碰运气的游戏，一次比赛或一场舌战。”（见《游戏的人》）
如此说来，学者严锋（也是资深游戏玩家）认为作家纳博科夫是一个游戏玩家，并不算大开脑洞。严锋的解释是：“他（纳博科夫）喜欢抓蝴蝶，喜欢在作品当中跟读者玩游戏，就像是捉迷藏。他设置很多谜题，也留下很多线索，而这些又是故布迷阵，虚虚实实，犹如兵法。这样说来，纳博科夫的走红就顺理成章了，他的作品跟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奇妙的兼容性。这个兼容性，就是一种游戏性。游戏的特点是交互性、参与性、沉浸感，这些在纳博科夫的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

我们需要“游戏力”，更要“费厄泼赖”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劳伦斯·科恩（Lawrence J.Cohen）著有Playful Parenting，鼓励父母们在游戏中教育孩子（也就是Playful Parenting的字面意思）。该书中文版的书名被改为“游戏力”，可能包括这三层意思：其一，游戏可以激发活力；其二，对于孩子而言，游戏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本能，也是他们学习的方式；其三，对于大人而言，游戏让他们得以进入孩子的世界。
劳伦斯·科恩总结了游戏对于孩子的意义：首先，游戏是孩子向成人学习角色和技巧的途径，就像幼狮们从厮打中获得学习一样；其次，游戏是一个孩子学习如何建立亲密关系，甚至与别人重归于好的方式；再次，游戏可以完成精神治疗。儿童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一个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投入游戏活动的孩子，都可能有着必须重视的心理问题，就像一个成人没有能力工作或者不愿意进行社交一样。比如，自闭症儿童在玩耍时会有一些固定化的行为：把玩具车翻过来，拼命用手拨转轮子，但就是不让车子在地上跑。而有智力障碍的儿童，没有办法跟年龄相近的孩子玩，只能跟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玩在一起。
父母也应该成为会玩游戏的父母。劳伦斯·科恩讲了一个案例：一个父亲困惑于女儿每天放学路上都跟自己说着一种自创的、听不懂的语言。原来，女儿班上多了几个从俄罗斯、日本移民来的新同学，他们刚刚开始学习英语，难免怪声怪调。女儿是用和爸爸闹着玩的方式——她所知道的唯一方式——来处理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其实也是在培养对新同学的共情方式。
而在第一个“乐高认真玩”认证讲师汪立耕看来，不仅人需要“游戏力”，企业也需要。游戏力是企业管理的新技能，具备游戏力的企业，将更具创造力、洞察力。为此，汪立耕在文章中列出五个关键词：1.玩乐中的探索。“企业中的玩乐，是在一个全新挑战和不确定性不断涌现的世界中，故意暂时放宽规则，以一种认真的态度来探索有没有其他规则可选。”2. 想象力。想象力是人们感知看不见的东西的心理能力。3.沉浸与专注。即进入游戏圈所谓“心流”状态。4.快乐。玩耍带来的快乐是企业获得突破能力的DNA。5.享受无意义。“仅仅为了好玩而做无意义的、看似没有目标的事情，享受和生存无关的活动，才是智力的表现。”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那就是从游戏中学会的“公平游戏”精神。玩游戏就意味着要毫无疑问地接受规则，如果你不接受规则，那你就是约翰·赫伊津哈批评过的那种“扫兴的人”，“（他）破坏了游戏的世界。开始，他暂时性地和别人一起锁在游戏的世界里，可后来他却退出游戏，这就暴露了游戏世界的脆弱性和相关性，他使游戏失去了它的幻觉感”。因此约翰·赫伊津哈有此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总是依据确定的规则游戏，而真正的文明正是需要公平游戏（fair play）。公平游戏至少是以游戏术语表达的公平信仰（good faith）。”
“fair play”在我国曾经被译为“费厄泼赖”，鲁迅那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人人都读过，起源就是林语堂在《语丝》杂志发文，称“‘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鲁迅当时的回答是：“（费厄泼赖）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到了今天，“尚早”之说可以去掉，我们应该大声回答：“当然是要的！”

游戏改变世界？
严锋如此看待游戏：“未来社会将变成游戏的社会，游戏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游戏。人类文明来自游戏，最终也要复归游戏，这是我对游戏的终极看法。”
那么，游戏会带来什么？
作为玩家，严锋认为游戏为社会关系交往提供新平台，加深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比如角色扮演类游戏，通过视角转换，以扮演他人的方式，体验和理解他人的思维模式。玩游戏要坚持多样性，各种游戏、各种角色都要玩。我曾在游戏中扮演过貂蝉，拥有女性身体和女性视角是个前所未有的体验，而VR会把这种感受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为游戏开发者，著有《游戏改变世界》的简·麦戈尼格尔如此表示：“我预见，我们会开发出能让人高高兴兴起床、精力充沛地开始新一天的游戏；我预见，游戏减少了我们工作时的压力，大幅提高了工作满意度；我预见，游戏修正了我们的教育系统；我预见，游戏治好了抑郁、肥胖、焦虑和注意力缺陷；我预见，游戏帮助老人感觉到了社会的关怀和联系；我预见，游戏解决了诸如气候变化和贫穷等全球范围的问题；我预见，游戏增强了我们身为人类最重要的能力——快乐、灵活和创造力，赋予了我们以意义非凡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力量。”
或者应该这么说：不是游戏改变了世界，而是我们从游戏中学到的方法论，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此外，在游戏共同体中，你知道自己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