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电竞队表现亮眼。《人民日报》旗下公号“侠客岛”写道：“不论你观感如何，无论是不是玩家，电子竞技本身已经迅速崛起并长成难以忽视的文化现象。”面对电竞在国际大赛首秀的热度，国内的体育直播平台却选择沉默。
两年前的里约奥运会闭幕式，却呈现了另一种景象。东京八分钟表演中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日本首相扮演成著名游戏角色“超级马里奥”，头戴红帽子从球场中央的绿色管道钻出，引来全场观众一片欢呼。
在不同的理解之下，“游戏”一词总有着不同面目。
亚里士多德说过，最初的游戏是劳作后的休息和消遣，本身不带任何目的性。他的老师柏拉图则认为，游戏是一种有意识的模拟活动。游戏的起源无论是娱乐还是模仿，在漫长的前电子时代，广义的游戏活动是极为流行的。
在中国古代，“游戏”一词含义近似于嬉戏、玩耍，在大多数语境下被作为贬义词使用。一贯严肃的韩愈在《进学解》中写下那句著名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把玩乐定性为可能动摇人生志业的行为。《教战守策》中，生性乐天的苏轼如此评价开元盛世的衰落：“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国家之所以衰弱，“太平之乐”“游戏酒食”这些面目轻松的玩意都得背锅。
古人的游戏，包括蹴鞠、行令、围棋、马球、九连环等，放到现在可能会被家长们视作寓教于乐的典范；但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只是和姐妹们结个诗社，都会惹来父亲贾政的呵责。
蒲松龄更狠。《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写明朝宣德皇帝酷爱斗蟋蟀。上有所好，下面的官员也拼命在民间搜罗蟋蟀上供。一个九岁男孩自杀之后化作一只神勇的蟋蟀，最后给全家换来了荣华富贵。“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蒲松龄以游戏作箭矢，射向了昏庸的统治者。
散文《风筝》里，少年鲁迅觉得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意”，喜欢放风筝的弟弟则是“可鄙的”。当发现弟弟竟然在偷偷制作风筝，愤怒的鲁迅伸手抓断了风筝的翅膀，将风轮掷在地上踩扁。对游戏抱有敌意的兄长、家长、老师，在中国人的成长历程里实在太常见，而能像鲁迅那样，在多年后对自己曾经的偏见进行反思的人，又实在太少了。
历史上把统治失败、人生失意、家庭失睦的原因归结于游戏的例子屡见不鲜。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一直有禁欲的成分——尽管人人都不能拒绝娱乐，没法彻底告别游戏，但给游戏扣上“没有意义”的帽子，一直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观点，也是失序失范时的某种挡箭牌。游戏是个锅，装着太多错。
一直以来，热爱中庸之道的我们对于极度欢乐始终抱有警惕，认为一味满足欲望就会接近过度甚至失控。游戏固然能够带来快乐，但其中始终隐藏着“耽于玩乐，荒废人生”的隐患。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玩游戏这件事，自然是越少越好。到了电子游戏时代，游戏的快感成倍增加，中国人内心的防备之墙，更是越筑越高了。
武侠小说在中国曾经有和电子游戏类似的待遇，连受到的指责都如出一辙：宣扬色情暴力，打打杀杀，教唆犯罪。若干年后，金庸的武侠小说选入了中学课本，游戏文化却迟迟得不到社会正视。
游戏精神的匮乏催生了游戏行业的衰弱，反过来又加剧了非玩家群体对游戏的曲解和污名化。早年，《光明日报》曾刊发一篇题为《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的报道。文章认为，整天待在游戏室的结果是男孩子变成罪犯、女孩子变成三陪小姐。此后“电子海洛因”的称呼不胫而走，再后来，一位叫杨永信的山东医生开始用他发明的“电击疗法”治疗网瘾少年。在主流语境里，游戏总是代表着欲望和冲动，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甚至严厉的惩戒。
在我们把游戏视作电子毒品的时代，日本和欧美的游戏产业正经历着高速发展。当我们还在谈游戏色变，企图制止孩子接触时，世界最顶尖的电子游戏，早已是艺术品级别的制作。
从电子游戏到极限运动，从看似无用的发明创造到脱离现实的奇思妙想，很多西方人都比中国人更爱玩，也更会玩。无数伟大的创新，往往就诞生在玩的过程中。想要给游戏正名，首先要给玩正名。
我们的文化里，玩的成分太少，假装严肃、故作深沉的成分又太多。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板起面孔做人做事，而努力压抑着内心对于玩乐的欲望。在古代，无意功名、寄情书画的士人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在今天的无数个中国家庭里，不苟言笑仍是父母的标准姿态，表露出任何孩子般对游戏的热爱，都是无法想象的。
一贯喜欢宏大叙事和正经命题的中国人，距离培育起真正的游戏精神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观念的高墙之外，那棵曾经让中国家长畏之如虎的树苗如今蔚然成林，而我们中的太多人，依然对这个美妙的世界一无所知。
是时候向那里进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