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因故滞留阿姆斯特丹机场10个小时。幸好有间亚洲餐厅，点心、泰国炒米粉、咖喱都有，侍应也是各色亚洲人。我叫了壶巴厘绿茶，是绿茶泡小玫瑰花苞，喝一口，馥郁感流遍全身经络。不过第一泡还是尴尬，开头没出味，最后几口浓似茶碱精，我满心期待第二泡，必将如江南四月草长莺飞。

请女招待加水，她一点头就走了。我想她也许没听清，抓住第二位路过的女招待要求加水。这位单刀直入说：“我们的茶不再加热水，你得再点一壶。”在她身后，第一位女招待袅袅婷婷捧着一壶新茶过来，换掉了那壶还没反应过来的含苞欲放。荷兰人的精明全世界都知道，出去吃饭要AA分账，就说“let’s go Dutch”——按荷兰人的方式办。可是，为了多卖一壶茶，就杀掉一壶正值妙龄的茶，这是犯罪啊。
荷兰人贩茶的历史悠久，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把茶叶销往欧洲。年鉴史学家布罗代尔还闹了个笑话。他的著作《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里引用了一幅来自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版画，图注为“18世纪出岛的日本人所看到的荷兰人和中国人同桌饮茶”。画上醒目的汉字标题“奕山杨芳和义律结和好图”被视而不见，也没人指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州和约》的签订现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爵士也被认作“荷兰商人”。
法国人不关心中文，对喝茶倒很上心。18世纪时，巴黎上流社会把喝茶当作“中国风”时尚里的标配。宫廷画家弗朗索瓦·布歇（蓬皮杜夫人的画画老师）画了多幅《中国花园》，和谐和所有感官喜悦都浓缩在这被洛可可化了的中国花园里。这奠定了以后西欧插图画家们对中国的视觉想象基调：东方是西方的后花园。布歇还给专供皇家的瓷器工场赛夫勒（Sevres）设计了一些中国风的茶具，学习明清瓷器的“开光”装饰，器皿上开了小窗子，让人窥见绣房里的红男绿女。
出生在日内瓦的画家利奥塔（Jean-Etienne Liotard）擅长精细柔美的人物和静物。1783年，他画了一幅中国风的静物茶具，画中的茶叶罐吸取了将军罐的造型，温柔的釉色则再现了贵族生活那慵懒讲究的日常——他们并不知道大革命的风雨即将到来，要把他们斩杀得七零八落。
伦敦绅士佩皮斯在1660年第一次喝到茶，很快茶和英国人的社交癖一拍即合，宛然成为最蓝血的传统。茶会可以是大趴，画家查尔斯·菲利普笔下的《哈林顿爵士府上的茶会》里就开了三桌；也可以小到三五人，霍加斯画家庭肖像常以茶聚为背景，以其可以自然地展现每个人神态——此类画叫“聊天图”（conversational pieces）。老派英国人的请柬，一般是“某先生和太太下午3点在家”，雅在含蓄。这么张请柬到了萧伯纳手里，导致他很郁闷，回道：“萧伯纳先生下午3点也在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写过散文《伦敦人》，说一位太太每天下午5点都在家备好茶点，等她的客人，正如蜘蛛在网上等着猎物。她的猎物并非那些定期来报到、早过了更年期的先生女士，而是他们带来的伦敦最新动向：谁和谁结婚了，哪里在上演新戏……英国人吃下午茶，品的不是茶也不是点心，而是八卦。
欧洲的另一边，16世纪茶就进入俄国，但要到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边贸开始，大量砖茶进入俄国，俄国人才爱上喝茶。砖茶要煮，茶炊几乎变成俄国文化的象征。俄国画家伊戈·格拉巴是列宾的弟子，他的《茶炊》里，闪亮的银茶炊旁边的高脚玻璃杯里是用来加入茶中的各种果酱和糖浆。格拉巴受印象派画家的影响，把各种跳动的光影表现得极为出色，女佣深蓝的衣服和红润脸庞则提供了视觉上的稳定性。
列宾的另一位高徒波利斯·库斯托迭夫晚年因脊椎病瘫痪，在瑞士养病，所以拼命画心里最美、最好的家乡。《商人太太》里，描绘了晴朗的夏天露台，西瓜、苹果、葡萄、蛋糕、牛角包和酥皮挞等食物应有尽有，雍容的美人抱着肥猫在喝下午茶；隔壁阳台上的两口子也在用下午茶——“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背景是给人内心安宁的教堂尖塔。美人喝茶，是把茶杯的茶倒到托碟里晾凉了大口喝。这就是俄国式的喝茶，战斗民族就喜欢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