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47岁了。他平头、浓眉、招风耳、大鼻头，用他自己的话说，“长了一个又像成龙又像恐龙的鼻子”。他爱笑，给自己取英文名“Smile”，他把这个名字印在卡片的背面，挂在办公室的门上，每天听护士叫着，感觉非常受用。

张强，在病人家属眼里，就是传说的著名血管外科专家，“好大夫”榜上血管外科排名第一的医生，他开创性地把腹腔镜和激光技术引入到血管外科领域，成功的病例居亚洲首位。在记者眼里，他就是个高调的医生：跳出体制，自由执业，身份从三甲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变为纯粹的医生——不再有任何头衔，如今，他是上海挂号费最高的血管外科专家。美国学习、培训的经历，让他像从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中走出来的人物一样：戴花手术帽，做手术时播法文歌；爱好广泛，从小爱习武、爱画画，美国的苹果商店曾邀请他做讲座，分享如何在iPad上即兴绘画。

“那些年，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华服，外人看着光鲜，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张强逢人便说，“我今年28岁。”这并不是随便的玩笑话。去年年底，他做了一次全身体检，结果检查显示他的身体各方面指标都接近一个28岁年轻人的健康体征，这个消息让他很开心。

对于张强而言，去年是重要的一年：小儿子出生；最终离开体制。前者的“因”促成了后者的“果”。此前，他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在体制内当了二十年医生，却始终是领导和同事眼中的“刺头”。他说，自己性格倔强，不擅长人情世故，走了很多弯路，“那些年，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华服，外人看着光鲜，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现行医疗体制下，医务人员的劳动和技术价值被严重地忽视。在公立医院，一个护士注射一次才1块钱；一个专家门诊挂号费才17元，其中医生个人拿2元，“这点钱，连擦皮鞋的都不如，只能两三分钟打发一个病人，只能昧着良心给病人开没有必要的药品单和检查单，收提成”。张强说，他在公立医院最高纪录是一天做了17台手术，那样的工作节奏让人不仅疲惫，而且焦虑。另一方面，公立医院的行政部门臃肿，一旦担任个行政职务，“麻烦”也来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和饭局，不去得罪人，去了就没时间和心情专研业务。

小儿子出生前，他也曾四处请吃饭送红包，找产科医生。但由于太太已40岁，所有的公立医院都说只能剖腹产，只有一家私立医院的产科医生很肯定地告诉他，“可以顺产”，而且他太太的盆骨情况比一般的女性都好，更适合顺产。这位产科医生为他们找来一位麻醉师，收费3000元。“在产妇生产的整个过程中，麻醉师全程陪护，随时观察，根据产妇疼痛感和宫缩强度逐步逐量给药，而不是一上来打一针就走了。”张强说，当看着太太安全、不痛苦地完成生产；看着儿子有力地挥舞着四肢，呱呱坠地，那一刻他便下了决心，要自由执业，“在这里，医院才像医院，医生才像医生，病人自然感觉良好”。

张强会在办公桌上放家人的照片；在医院把乘电梯的机会让给病人、老人和女士，自己跑楼梯顺便锻炼；女病人在手术台上赤裸着消毒时，他会转身回避。

张强是温州人，虽然做的是专业领域，骨子里却颇为精明，对此，他亦毫不掩饰。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关键的那么几个节点都制造了一鸣惊人的效果。

1997年，诺基亚芬兰总部的一名工程师来杭州考察，突然左下肢不能行走，送到医院时又出现了心衰。经过会诊，病因是血栓脱落，必须马上手术。但医院领导有些犹豫，一怕病人的心脏承受不了麻醉；二怕一旦有事，会造成国际影响。

最终上手术台操刀的人是张强，他采取了局部麻醉。血栓一取出来，病人下肢的疼痛感就消失了，立刻在手术台上哈哈大笑。应病人的要求，张强用数码相机记录了手术的过程，第二天发给了病人在芬兰的妹妹。一周后，诺基亚公司的董事长和病人的妹妹专程来杭表示感谢。那一年是张强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加入邵逸夫医院的第五年。

由于所学的血管外科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在邵逸夫医院张强一度不被重视。“当时，整个科室只有我一个人，做手术时没有助手，只能请护士帮忙。领导希望我转到普通外科，但我偏不。”他说，他始终在等待机会。那时，数码相机还是个稀罕物，他早早就买了一台，只有300万像素，用于记录成功病例。

诺基亚一战，让医院领导对张强刮目相看，允许让当时还是低年级主治医生的他在Grand Round做一次报告。Grand Round是源自美国医院的一种业务交流传统，由于医院有大量美国专家，故被借鉴，每周一次，历时一个小时，最初要求用英文讲。可许多主任的英文不够熟练，往往上台后来一句：“Good morning，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报告的内容，我就用中文……”也没什么难堪。为了这个难得的“舞台”，张强准备到凌晨3点，他特地用英文写报告，然后背熟，把此前积累的大量的手术过程的照片做成幻灯片，第二天的效果轰动了全院。

张强至今记得他的研究生导师曾说过一句话：领导们不会主动种下一颗种子，然后费心费力地浇水施肥，只会在一片野草丛生的地里，发现一棵好苗，然后关注它。所以，他随时做着准备，坚持阅读英文；医院要求主治医生每年要发表两篇论文，他发表了六篇。

那次做报告后不久，张强便被医院派往美国进修。正是在美国，他第一次用了“Smile”的英文名，学来了种种不同于传统印象里中国医生的处事风格，比如在办公桌上放家人的照片；在医院把乘电梯的机会让给病人、老人和女士，自己跑楼梯顺便锻炼；女病人在手术台上赤裸着消毒时，他会转身回避……

“2013年，我将离开体制执业，为中国善良优秀的医生们寻找一条新路。”

在美国的经历，让张强看见了从医的另一种方式——自由执业。三五年前，奥普浴霸的创始人，也是张强的病人在出院前曾与张强彻夜长谈，谈如何做产品，如何做营销，什么是“蓝海”，这是张强从来没接触过的领域，他却也听得兴致勃勃，豁然开朗，他忽然明白了自己未来的定位，说：“我现在在用跨界的思维做医生。”

2012年12年9日，张强在微博上写道：“2013年，我将离开体制执业，为中国善良优秀的医生们寻找一条新路。离开体制，意味着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放弃约40万的合法年收入，离开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团队和同事，经受传统偏见带来的市场和行业挑战。”这条微博当天即被转发了2000多次。

他自由执业的第一站选择了小儿子出生的医院——上海沃德医疗中心。与公立医院不同，这里的医生与医院没有隶属关系，医院为医生提供执业的平台和配套服务，医生的收入以一定的比例与医院分成，彼此就像“演员与舞台”。

沃德为张强拟设的门诊费是1000元，他自己下调为500元。上班的第一天就有病人找上门——从原医院辞职时，他还有400个已经挂了号的病人没有看，其中1/3跟了过来。“现在看门诊就像上课一样，我会告诉病人为什么得这个病，会画图讲解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手术过程是怎样的，术后会有哪些改善以及还要注意什么，一般要讲半个小时。”张强为自己定了规矩：门诊采取预约制，一天最多看9个病人；周三和周五是手术日，一天最多做3台手术。

近半年来，他坚持这种作息：早上五六点，被至今18个月大的小儿子“叫醒”，陪他玩一会儿，然后自己练拳一个小时。如果天气好，就背着相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拍几张照片，吃早饭的时候，顺便把拍的东西发上微博和微信，向粉丝们问候“早安”——每天如此。八点半到岗，上午是手术或者门诊，通常中午一两点就能结束。下午茶时间也是社交时间，除了同行，他的朋友圈还包括投行、电商、文艺青年。晚上是案头活，看国外的医学杂志，在线解答病人的提问，写博客，累了就在iPad上用绘画软件随性画幅画。

练拳是他从小坚持的习惯。他家是整条街上唯一的一户知识分子之家，一家人都长得瘦小。那时，当地治安比较乱，经常有人滋事打架，为了不被欺负，七岁时，他被母亲送去了武术队。“母亲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给我冲牛奶，准备早餐；我4点整起床，跑步到家对面的西山上练武，一直练到天亮。”他回忆，曾偷偷地看了十多遍李连杰演的《少林寺》，还曾想上少林学艺。如今，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大沙包，家人称作“高强”，每次搬家都随行，每天早上他会打沙包一小时，既是锻炼也是放松。

张强的画属“印象派”，三五分钟就有一幅，两年多下来，画了上千幅。某次，他去美国苹果商店找能连接iPad和投影仪的数据线，店员问他干吗用，他说希望展示一些自己的画，边说边画了一幅。店员问他是不是艺术家，他说不是，店员很惊愕，请示店长，最终把数据线送给了他，并邀请他开个小讲座。最终，因为他回国在即，他的绘画讲座也就安排在国内的苹果店举行。其实，很多外科医生都是画图高手，他们需要将复杂的手术方案通过画示意图让人明白。在公立医院当血管外科主任时，张强曾要求所在科室所有的医生都能在数秒钟之内画出一条正常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