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官儿，一直都是可以买的。只是，晚清卖官卖的量比较大，吏部几乎成了官帽子批发部。反正体制上官职和官缺分开，买到了官职，未必一定能做上官。官多了，皇帝并不太担心体制紊乱。显然，买这样的官儿，对于仅仅想弄个官帽子玩玩，人前显摆，或者死后荣光的人，倒是可以。连偏远的乡间，都有农民为了死后风光一点托人去买一顶官帽子。这样的生意，甚至做到了海外华侨身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墓地，现在还能看到很多顶着清朝官职头衔的墓碑。

可是，对于那些真想过官瘾，甚至想通过做官发财之辈，就不大可以了。有需求就有产出，后来，吏部又推出一种更高级的买卖，买了官之后，多花点银子，就可以优先补缺。如果明白事的，再多塞给经手人一点，就可以指定省指定职位优先候补，这叫加捐大花样。到了这步田地，朝廷的行政体系，就开始大乱了。

总的来说，旗人买官的不多。权贵之家，一出生就有官爵伺候，用不着；贫寒小户，有铁杆庄稼，凑合着过，拿不出这笔闲钱。但是，普通的旗人，也有做生意发财的，发了财的旗人，想过一回做官的瘾，也有买官的。都说旗人不能从事其他产业，只能当兵，其实这样的规矩，在清朝中叶就已经破了。但是，啃惯了铁杆庄稼的旗人们，往往不乐意自主谋生，即使给了土地，也没有人耕种；给了本钱，也没人做生意。

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众多旗人中，总会出几个不一样的。光绪年间，北京就有这么一位名叫玉铭的旗人，不知怎么的就搭上了内务府的关系，专门做内务府的木材生意，一来二去，发了。发了之后的玉铭，先是买了一个同知的官衔，然后又买了一个道台。也不知走了什么关系，居然放了四川盐茶道。四川是产盐和茶的大省，盐茶道是肥缺。能捞到这个肥缺，玉铭即使关系硬，钱也不会少花了。

只是，清朝的规矩，官员外放，皇帝得例行召见。一般的官员问几句也就放行了，但道台算是大官了，皇帝得多问几句。一上来，皇帝就问，你曾经在哪儿当过差呀？玉铭倒也老实，回答说，此前一直做木材厂的掌柜。皇帝又问，你木材生意做得好好的，干吗要做官呢？玉铭回答说，听说四川盐茶道的出息（收益）要比做木材生意多好几倍。说到这儿，光绪皇帝即使好脾气，也已经动怒了，但还隐忍不发，接着问，你是旗人，能说国语（满语）吗？答曰，不能。能写汉文吗？玉铭嗫嚅良久，曰，能。光绪让太监拿来笔墨纸砚，让玉铭写出自己的履历。磨蹭半晌，纸上只写了“奴才玉铭，某旗之人”八个大字，每个都有茶杯那么大个儿。还辩解说，字，奴才是认得的，只是不会写，如果考奴才算盘，肯定没有问题。当然，皇帝是不会考人珠算的。就这样，玉铭的官位丢了，煮熟的鸭子飞了。玉铭只好还做他的木厂掌柜，承揽皇家的工程。那个出息比木材生意好几倍的盐茶道，不知便宜了哪个。

其实，这个玉铭真是个老实生意人。旗人做买卖，又是跟旗人打交道，环境过于单纯，虽然理论上也跟官府来往，但却不知道官场里的名堂。见皇帝之前，也没有人指点他，事先打点一下太监，准备一下功课。即使识字不多，应对得体，皇帝断然不至于现场考试。吏部开市卖官，实际上就是让买官者借官生财，否则，有哪个冤大头会买了官儿再买缺儿，指省补缺？心里想的是钱，人家也让你捞钱，但在明面上，还只能说些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官话。一旦把肚子里的想法如实说出来，尤其在公开场合说出来，肯定就是大逆不道。光绪没把他扔进监狱，已经是大便宜了。

玉铭的故事，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传说，还没有被证实。但光绪年间类似的真实事件，肯定是有的。晚清吏治，因为批发官帽子弄得乌烟瘴气，所以，后来的改革，只能先从行政改革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