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战争历史上，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是改变历史走向的一件事。二战期间，对其后世界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莫过于美国人率先制成原子弹，并迅速投入实战。一件单向兵器如此大地影响战争结局进程，并如此大地改变其后的整个军事战略思维和大国关系，进而改变全球格局和人类生活，这在历史上是无先例的。

原子裂变反应是战前由德国物理学家发现的，因此，对于美国的原子弹制造计划而言，这不仅是一项领先的武器计划，而且还是后果严重的竞争性军备计划。当时美国人的最大难点在于，只有极有限的实验室经验，而且要贸然跳过小规模生产运行，直接进行前途未卜的大规模工厂生产。因为这一计划的最重要战略成果尺度是时间，必须领先或最低限度与轴心国家同时拥有，同时，率先拥有原子弹也是可以缩短战争时间的唯一工具。这对于无论美国计划和指挥者还是美国科学家及工业界，都是凶险的挑战。

美国最初设计的原子弹有两种核装药方案：一种是铀-235；一种是被称为94号元素的钚，1940年由美国科学家实验发现。为了确保成功，美国人设计了两种装药和爆炸原理的计划，前者的成果是轰击广岛的“小男孩”，后者则是在长崎爆炸的“胖子”。没有先例可循又为时间死线限定的核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基础性的工作之一，是需要及时获得足够的炸弹核装药，而且是在没有充分的实验与小规模生产经验的前提下。

美国战前的化工业巨头杜邦公司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介入曼哈顿工程（美国制造原子弹计划的项目代号），军方看重的是杜邦在危险化学品生产方面的经验和工业组织能力。当军方第一次找到杜邦，希望其建设和营运钚提炼工厂的时候，该公司既无经验，也无人力，且已经承担了大量的战时国防承包任务。由于军方项目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对项目意义的说明，杜邦最终同意接受这一史无前例的任务。历史记载表明他们完成了任务，其中的一些细节值得回味。

虽然杜邦当时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已经被军方说服，但如此重大的项目决策，还需要董事会的同意。在董事会开会表决那天，杜邦总经理卡朋特在每位大股东面前摆了一份封面倒扣在桌上的说明文件，他对这一项目本身的危险性和重要性做了简单说明，建议股东们不要翻开面前的文件。董事们信任自己的总经理，他们投了赞成票，但自始至终未翻动面前的文件。之后，按照惯例和法律，双方草拟了国防承包合同。合同内容除了对产品的各种技术要求之外，杜邦唯一关注的是如果项目失败，或产生对于工人的放射性危险，以及由于失败而带来的环境危险，政府应承担全部善后和赔偿责任。而军方合同草案中提及的按法律规定杜邦应得的利润，卡朋特拿起红笔，一笔勾销了。

杜邦不求在这项巨大的工业计划中获得任何利润或酬金，这不符合美国政府的预算和审计法规，因此，经过合同法律的探讨，最后杜邦同意将这一项目的利润定为1美元。此后即选定汉福特为大规模制备核原料的工厂厂址，而此时，在芝加哥大学由意大利裔物理学家费米主持的可控原子裂变反应正在同步进行，尚未成功。就是在这样陌生、紧迫和危险的条件下，杜邦开始投入了这项关系重大的政府项目，在工厂建成后，杜邦提供了最好的管理人员，并从生产到环保，以及职工的生活提供了全面细致的服务。

1945年8月9日，未经试爆的第一颗钚原子弹在长崎成功爆炸，6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这么一项耗资20亿美元的史无前例的秘密工程，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因此，战后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主审计官员对其预算和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主计人员发现，由于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结束，因此，政府与杜邦的合同其实是未满合同期的，杜邦承认这一点，并立即向美国政府退回了33美分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