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ra创办人梅拉病逝。由卖浴袍起家而至富可敌国，每天夜里洗完热水浴，踏出浴盆，披上浴衣，说不定她会忍不住发出会心微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梅拉的死讯传出后，华文报纸称她“女创办人”，一个“女”字，尽见性别分工的惯性传统。世人对于专业阶层的性别预设，总把许多掌权岗位设想为男性，若是男人就任，只说“创办人”、“主席”、“总裁”、“律师”、“医生”等即可，视为理所当然；一旦是女性，前面必加一个“女”字，在凸显性别的同时，其实也等于向世人告示，这是“常例”以外的“突例”，不是常态，是非常态。

所以欧美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对这个“女”字，既爱也恨；以女自豪，却亦不喜凡事皆被贴上“女”字，仿佛许多高位只有男人才配当上，女人为之即是额外喜事。是故哈佛大学校长凯瑟琳·德鲁·福斯特在数年前的就职演说里，两小时侃侃而谈高质大学的高质传统，于结尾处，话锋一转，忽然谈到对于自己的称谓，她咳了一声，微笑着，用既温柔也坚定的语气提醒大家：“各位，我是 President，不是Woman President，请别替我加上性别的暗示。”现场数千位天才师生听了，笑了，热烈鼓掌，予以肯定。

但毕竟一句提醒是不够的，其后的传媒报道甚至哈佛大学的内部刊物皆经常出现“Woman President”字眼，她或是没看见或是懒得提出抗议了，反正，性别战斗如同所有方向的文化战斗，是漫长的战事，急不来。最重要的是，别人或许不尊重你，你却必须尊重自己；如果连你都不尊重自己，根本没资格对别人的恶行吭半点声音。

在女律师、女总裁、女医生、女议员、女老师、女教授、女记者、女富豪、女老板等词汇普遍盛行的华文世界里，想想哈佛大学“女”校长的提醒，倒是有助刺激思考。为什么总要加个“女”字？或倒过来问，为什么不说“男律师”、“男总裁”、“男医生”、“男议员”、“男教授”、“男富豪”？唯有当语言不再泛“女”，女男才有平等的契机。语言是陷阱，别主动献身，别踩下去。

说回梅拉，她死了，前夫仍在。梅拉乃西班牙第二首富，排于其前的，正是他——1974年跟她一起成立Zara，打拼了12年，站稳了，发财了，各奔前程，各享江山，分占西班牙富豪榜的冠亚位置。企业名字是她前夫的构想，本来叫做Zorba，取自一部改编自希腊小说的电影Zorba the Greek。该片在台湾直译为《希腊左巴》，1965年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但没胜出。我没看过该片，仅听李敖提过。李敖无论在出版界或传媒界皆惯于跟合作者闹翻，但他丝毫不以此为忤，某回，他跟我说：“小马，有一本小说叫做《希腊左巴》，里面的主人翁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跟老板翻脸。因为他心中另有怀抱，为了追求更大的理想，不惜放弃眼前的假面和谐。”说完，李先生抬头挺胸，仿佛心中自有风云激荡。

Zara 后来没叫Zorba，理由倒很简单：名字早被使用了。梅拉前夫居所附近有一间Zorba 酒吧，他总不好在旁再开一间Zorba服装店，唯有急急改名，随手取个响亮的近音，去掉b，改了o，变成Zara。至于当初打算叫Zorba的理由同样单纯：他感动于电影男主角的勇敢与叛逆，天不怕地不惊，运用智慧死里逃生，而且，很英俊。西班牙男人总是爱美的，老的少的都一样。

Zara 在服装零售业打出一片天，依凭的亦是智慧与胆色。其他同业一般需用9个月始可开发出新商品，Zara 只用两周；其他中档服装品牌不敢在黄金地段开店，Zara却敢；其他企业不惜巨资做宣传推动，Zara却宁愿把盈利放在开设新店上。其哲学是：店铺的存在便是最好的宣传，不必额外花钱。但话又说回来，Zara的商品价格虽属中档，货质却跟街市小巷里的成衣店所售衫裤差别不大，颇让人沮丧。或许Zara顾客的最大满足感只在于，能用中档的消费水平获得高档的逛店享受，踏出店门，享受便算完成了。这是Zara式的独特消费快感，亦是Zara成功的最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