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的美毋庸赘言。白居易和苏轼已经写下赞美西湖的千古诗句,后人来到这里只能感受西湖如何如西子一般,乱花浅草如何让人着迷,再也写不出超越他们的西湖礼赞。西湖之美不仅在于这里的山和水,更在于环绕在西湖边的一股文气。
3月的杭州已经退去冬天的寒意,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恰如其名,从柳浪闻莺处向西步行数十步,就是中国美术学院。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范景中就在西湖畔这片不大的校园里如饥似渴地学习。那时美院的学习氛围极浓,每天饭后,同学们都爱到西湖边上散步,讨论艺术问题。
80年代,范景中把西方艺术史经典著作一部部翻译、介绍到国内,当中就有至今仍是艺术史专业师生必备的案头书——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所著的《艺术的故事》。范景中为此书写了40万字的笺注,对贡布里希的论述作旁征博引的注解,这也成为《艺术的故事》中锦上添花的一部分。
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是一种“曲线救国”行为,范景中希望以参考西方美术史研究手法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美术史研究。
范景中认为,贡布里希是一名古典学者,他用一个简洁、优美的框架来讲述美术史,是任何一部历史书所不能及的。虽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也为现代艺术辩护,但他骨子里散发出古典人文学者的气息。
这正贴合范景中80年代时的心态:一方面,他想了解西方前卫艺术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由于自小从中国古典文化的熏染中走来,他的骨子里也摆脱不了古典和传统对他的吸引。
范景中在国内美术史理论几乎还是一片混沌的80年代,找到了贡布里希。
范景中是天津人,小时候在天津的经历,潜移默化中奠定了他后来的学术兴趣。
天津有不少旧书店,例如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店和南市的旧书店,小时就迷恋诗词的范景中,在这些地方留下不少足迹。当时,他的父亲被打为“右派”,在农场劳改,母亲带着他艰难地生活着。在故纸堆中,范景中找到远离残酷现实的精神慰藉。
旧书店中常有介绍西方教堂建筑的书,很贵,他买不起,只能在店里翻看。书中的哥特式教堂给他留下极深印象,那些建筑离他很遥远,却如梦幻般浪漫,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书本以外,天津租界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也一直吸引着范景中。
中国的传统、西方的古典,这两种精神资源一直影响着范景中。1977年范景中进入北师大哲学系,读了一年就考了浙江美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的研究生,原因是他觉得北京诱惑太多,安不下心读书。范景中说:“从前读诗词,对江南的画意一直很向往,再加上下乡在内蒙,在塞北已经生活了8年,于是想去南方的新天地。”
范景中在《美术史的形状》一书的序言里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在我看来,一切美术史家都是旅行家,旅行使人胸襟开阔,识见广博,他不仅能在自己的熟悉领域,临视旧乡,指点江山,而且还可以进入邻界去吸收清寂的空气,凭高极目,获得喜悦。因此就像人类的旅行没有疆界一样,学术的整体性也不应被人为的界限隔断;就此而言,我认为,不了解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的研究就会有所欠缺,同样,不了解西方美术史,中国美术史也很难进入美妙的境界。无论如何,不管是哪种美术史,它们都在历史中显示出一个共同的价值,那就是使我们获得了高度文化修养的那种古典文明的价值。因此,眺望西方美术史,尽管是迢遥的远望,也无疑有助于我们在中国美术史的范围内开拓出更广阔的领域,达到某种更精湛的程度。”
用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方法,范景中在国内美术史理论几乎还是一片混沌的80年代找到了贡布里希;通过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图式、风格与心理学的一些讨论,范景中反过来获得了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画谱和绘画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
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古典,在某个点上能够互相启发。范景中近年写了一本《中华竹韵》,浙江大学的沈语冰教授评论此书:“第四章名为‘艺术’,实为范先生依照贡布里希的做法写的一部《中国艺术的故事》。”
“回到传统去,等待塞尚!”
范景中在90年代末略带悲观地说:“尽管我讨厌预言,但是我却隐然感到21世纪不会再有伟大的艺术了。”十几年过去,范景中没有改变这种悲观的看法,当年导致他感到悲观的艺术界状况到了21世纪似乎愈演愈烈。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下,艺术的标准被抛弃,时尚牵引着艺术的潮流。
范景中当时就提出:“回到传统去,等待塞尚!”他说:“众所周知,塞尚是在印象派获得成功之后返身折回传统中去的。他毫不犹豫地相信传统的活力,相信它的吸引力和容纳力,并从他的前辈普森那里找到了灵感。”
有感于艺术批评界没能产生沈宗骞那样的人物,更没有董其昌式全才,范景中说:“批评家有时像术士,像预言家,像先知先觉的圣者,成了艺术潮流的领导。”
与此同时,中国古典艺术批评语汇这笔丰富的遗产很少被严肃对待,这也让范景中扼腕。他说:“中国的古典艺术批评语汇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丰富的宝库,一个令西方艺术史学者惊羡不已的宝库。它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向其他艺术领域借用词汇充实了自己的语言,这种自觉的行为几乎早于西方一千年左右。”
范景中1999年写过《人文科学的危机和艺术史的前景》,18年过去,这篇文章竟然还在美术史界人士的微信朋友圈中广为流传。
文中,范景中写道:“我们的大学不仅在古典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教育上总体来说是失败的,而且在评定职称和对论文数量的要求上,也存在着使人文科学失去活力的危险。由于出版成果方面的压力,教师们越来越脱离了那些需要广阔的知识才能驰骋想象的领域,越来越不愿意去pascere la mente con la lettura(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而阅读)。”
80年代,范景中孜孜不倦地为美术史做基础性翻译工作,就是乐观地希望把美术史置于人文科学的牢固根基之中。如今,面对人文学科的衰落,范景中已经乐观不起来。
山水画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绕不过去的高峰。中国的文人笔墨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当中存在诗意,诗是绘画内在的筋骨。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天收藏界视宋画为至宝,大众对宋朝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感兴趣。
谈起宋徽宗,范景中说:“我们现在看宋徽宗,觉得他是一个不及格的皇帝,只会拿笔杆子不会拿枪杆子,断送了北宋的江山。但很少人意识到,南宋后蒙古人入主中原,他们承接了宋朝的皇室收藏。蒙古人没有汉人如此深厚的文化,他们逐渐被宣和收藏留下来的文化资源同化了。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武力可以征服一个政权,艺术可以反过来对这个征服者在文化上将其征服。
“类似的故事在三百年后再次出现。清代初年有一位书画鉴藏家叫安岐,他收藏的历代名作包括展子虔《游春图》、范宽《雪景寒林图》、董源《潇湘图》等。他的这些收藏进入清宫以后,把乾隆征服了。”
今天中国的艺术应该从传统中吸取哪些资源?范景中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却难以回答。“但是中国古代的艺术中有一座高峰绕不过去,那就是山水画。”
如今的中国美术学院除了杭州的南山校区,还有一个位于转塘镇的象山校区,后者因有普利策建筑奖得主王澍设计的建筑而著名。王澍希望在此复兴中国文人的山居传统。
范景中说,中国文人自古喜爱在优美的山林中畅叙幽情,回想《兰亭集序》里的雅集就知道,文人喜爱游山水、居山水、造山水、画山水。“我在跟一位西方学者通信的时候提到过,我很佩服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人物画,但中国艺术有一个领域是当仁不让的,那就是中国的山水画,中国山水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宋人郭熙所著、其子郭思所录的《林泉高致》里有这样一段话:“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
中国文人钟爱山水,不仅钟爱可行可望之山水,更爱可游可居之山水。找一处山林,建一座简庐,过高逸野隐的生活,写诗、作画、参禅、悟道,自古以来都是文人的理想。
范景中说:“早期西方人理解不了山水精神,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去生活,他们看山水画都觉得差不多。当中存在两种隔阂,一种是诗的隔阂,一种是书法的隔阂。中国传统中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及‘书画同源’,不能理解这两点就不能理解中国的山水。西方的风景画发展得比较晚,到了17世纪才有比较大的发展,到了塞尚那里才如此认真地对待一座山。”
范景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绘画之所以强大,也根植于这种诗歌的强大。在《中华竹韵》中,范景中写下这句话:“诗歌成就了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而他们要把造化的奥秘夺尽……这做法极大调制了中国绘画的鉴赏取向。”
中国的文人笔墨之所以微妙,全因当中存在的诗意,诗是绘画内在的筋骨。范景中说:“在中国,艺术里面最有魅力的还是诗歌。我们一直受的教育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我认为创造人类的真正原因是语言。语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由诗来代表的。诗歌将人类感官感受和对宇宙精微的理解表达出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那样有这么多的诗人,古人十年寒窗,经过文字的磨洗,才真正成为一个文人。”
“重读古典,应该从重读诗歌开始”,范景中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传统绘画(当然也包括传统音乐)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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